“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与修辞策略

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传播媒介,文学对于历史的形塑充满主观性和想象性,因而历史的文学镜像与其本像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这与作家采取的修辞策略密切相关。“十七年”小说中的历史镜像主要使用了四种修辞策略:一是正义化的修辞,作家借助原始正义的伦理诉求,赋予了复仇必然性和正当性;二是仪式化的修辞,作家将斗争看作成长与成熟的关键元素,攻击和受刑是英雄走向成长必经的仪式;三是传奇化的修辞,作家把武力视为英雄必备的杀敌技能,并且对其进行了浪漫传奇的想象与渲染;四是史诗化的修辞,作家对集体战斗进行了史诗化处理,将战场的牺牲都转化成胜利的光辉印记。

河北省“十七年”小说的电影改编

河北省"十七年"小说的电影改编主要分为表现革命战争和反映现实生活两类,尤以前者为多。这些作品政治意味较浓、说教气息较重,许多作品沦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但也有一些作品在政治规范和艺术规律之间寻找到了一条折中之道。这些折中的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兼顾、革命性和娱乐性交织,因而为大众所欢迎,较为突出的有《红旗谱》《烈火金钢》《小兵张嘎》等。

从传播学视角看“十七年”小说的大众接受

媒介、受众和效果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由这一视角来看,报刊、普通受众与作家的关系,折射的是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舆论环境中,编辑部在报刊的定位、宗旨、方针等方面,必须考虑普通读者的兴趣和需求,进而选择"大众化"的稿件。特定时代的文学体制和社会语境,把文本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融为了一个整体,他们彼此的文化心态、精神欲求和社会想象,都有着某种相似性。

论“十七年”小说的艺术改编与媒介传播

"十七年"小说经由大众艺术媒介的改编和传播后,建构起民族共同体所需的"经典化"传播机制,不仅促进文艺的生产、流通和接受,进而推进核心价值的通俗转化,把相关革命历史信息和主流意识形态复制和传播到读者中,让受众迅速理解革命文本的现实意义和潜在认同,从而获得政治启蒙。

“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考察

"十七年"小说在经典化过程中历经多次修改,形成一个初版本多个修改本的文艺形态。其修改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中外文艺修改传统的当代影响;二是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政治主体的召唤、读者的批评等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三是作者自身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

“十七年”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农村题材小说为考察对象

"十七年"小说有其自身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叙事伦理。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生活在变,生活背后的观念与伦理也在变。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伦理大多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大叙事的方式为一种新生活的出现辩护,它的基本目标是为实现社会改造而助力。为服从于这一大目标,它自然会删除一些不合乎时代要求的观点和情愫。但是,再坚固统一的时代,一旦落实到个体生活和文学叙事中,都会有另类可能性存在,这种历史多元复杂性显然更值得研究。

儒家话语的革命转述——“十七年”小说的文化透视

"十七年"小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在外显的意识层面,儒家文化被视作封建思想的代表而遭到批判与疏离,但其核心话语价值均获得了立足革命意识形态的巧妙转述,并参与了特定时代社会价值的建构。对于"十七年"小说文化内涵复杂性的考察,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深入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改造与断裂——历史视野中的“十七年”小说爱情书写

受文学政治化的影响，“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它打破了传统小说“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和婚姻模式，建构了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全新的爱情观。小说中这种爱情婚姻模式的出现，表明文学已彻底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和附庸。

建构共同的民族记忆——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民族关系书写

反映少数民族生活是"十七年"小说中较有特色的创作,这些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汉族作家,他们是以"外来者"的眼光来观察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以主流意识的眼光来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变化。这类小说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平等、自由、和谐的民族关系,其着眼点在于通过平等、自由、和谐的民族关系书写来建构共同的民族记忆,实现最广泛的国家认同。

功利政治的附庸与点缀——试论“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

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十七年"小说中的爱情失去了缠绵悱恻的内涵和独立的生存空间,与革命、事业捆绑在一起,成了功利政治的附庸和点缀,爱情发生了"异化"。爱情被赋予过多的政治涵义,爱情叙事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征。

试论“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模式

“十七年”小说中的爱情常常被置于政治叙事的语境中，叙事方式也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描写爱情的小说通常采用“爱情＋革命”、“第三者”、“婚变”或“婚外恋”、“女追男”等模式来结构作品。

点亮历史记忆的明灯——评《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

如何对当代文学史中的＂十七年＂文学进行合理、应有的文学史定位和价值评判,是亟待研究和深思的一大课题。因为这不仅是这段文学史的具体评价问题,而且还关联着当代文学史的传承和创新。对此,董之林女士深入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论述＂十七年＂小说如何展现出革新与守成、现代与传统相间而成的文学生态图景,并提出了诸多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学理观点。

有声的“风景”与革命叙事——论“十七年”小说的歌谣嵌入现象

作为有声的“风景”,歌谣被嵌入表现宏大叙事的“十七年”小说,形成文本间的互文性。相伴革命进程的“革命歌谣”,既承载着革命历史话语,又保持着革命叙事激情,带来富有“神话”色彩的国家寓言书写。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劳动歌谣”嵌入小说中,成为劳动伦理变革的表现和新型革命话语的表征。“爱情歌谣”的嵌入,转换为革命话语传递的有效手段,暗示了从家庭伦理到革命伦理的变迁。被革命小说征用的歌谣,强化了革命历史的合法性,并以历史构建者的身份成为文化流脉的重要元素。

文学政治化与“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

"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在政治的统帅下经历了"三起三落",涉爱小说命运坎坷,但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描写爱情的作品。"百花时代"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爱情书写的春天。"十七年"小说难以找寻纯粹的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点缀。

论九十年代新历史语境下的“十七年”小说研究——以《青春之歌》为例

纵观50多年来不同时段的研究状况,对"十七年"小说的认识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90年代曾一度被轻视与否定的"十七年"小说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遂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以《青春之歌》为例,探讨新历史语境下"十七年"小说的研究,这对于重估"红色经典",筛选"经典作品"入史并进一步拓展"十七年"小说的研究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十七年”小说婚恋叙事中的“第三者”意象

“十七年”小说婚恋叙事中,“第三者”意象发挥着政治意识形态赋予的功能:帮助完成显在主题的完满叙事,“第三者”意象的象征结构在此发挥了“助手”或“反助手”的潜在运作机制,帮助完成或反衬选择主体的最终抉择。人性化的叙述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也使得小说呈现叙事的完满或裂隙。

和谐醇美的民间——论“十七年”小说民间叙事视域的建构

从民间叙事视域的角度来看"十七年"小说,我们发现,虽然小说创作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但由于作家亲身经受了大众自在状态情感和理想的熏陶,深刻体验了民众中原有的、分散的、感性的个人道德标准和感情体验,从而对以往小说叙事视域进行了弥补与突破。在此之上,又以其创作实践中对民间精神风貌的整体关注和对民间和谐醇美审美本真的由衷倾向,实现了民间叙事视域的建构,表现出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

“十七年”小说中的身体写作——以《林海雪原》和《创业史》为例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文化批判运动,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文学”,承担着重建新的政治、文学话语体系的重任。在枯燥的政治话语操控文学的同时,如何保持文学话语的感染力,是这一时期文学写作的难题。身体作为个体的象征,成为文学叙事的兴奋点,它对文学的介入,将更有利于实现文学的政治功能。但因为它又是强调一体化、集体主义的“十七年”叙事极力约束的对象,所以,“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出现了大量权力规训后的身体形象。同时,身体的“具身性”特质,使得人的主体性时常在叙事缝隙中展现,这就一定程度上葆有了作为政治文学的“十七年文学”的审美性。本文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通过分析《林海雪原》与《创业史》这两部小说中的身体描写,探讨“十七年文学”中的身体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