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的叙事结构研究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在叙事结构上采用"显形"和"隐形"的双层叙事结构,较好地体现了"政治与审美"的结合。显形叙事结构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主要体现在"阶级斗争文学观念"的言说和"民族融合观念"的融入;隐形叙事结构则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展示的空间,以苗族热烈自由的爱情书写与绚丽多彩的歌舞展现为代表。双层叙事结构的设置使"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蔓萝花》在"政治"与"审美"、"宣传"与"娱乐"之间获得了平衡,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

平权与认同:重思“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

族群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紧张,这一系列议题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核心冲突。本文从视觉认同的角度出发,回到全球化之前的"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新的阐释框架,即将1950年代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等政策理解为社会主义平权运动——和今天族群研究所依赖的美国平权运动相对照——的一部分,在平权的视野中理解并整合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在此基础上论文将结合部分代表性影片,在理论层面而不仅仅是电影批评层面讨论"人民主权"的逻辑所形塑的"人民"这一"普遍身份"如何超克具体的族裔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回应对于这类电影"汉族中心主义"的批评。本文想尝试指出,"人民主权"同样构建了一种"普遍人性","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秦娘美》的双层文本结构研究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秦娘美》采用了"显形文本"与"隐形文本"的双层叙事结构,"显形文本"体现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隐形文本"则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电影双层文本结构的运用,实现了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艺术的完美结合,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民俗叙事特性论析

"十七年"期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表现了新的时代各族人民的新生活和全新的精神面貌,其中蕴藏着丰富、生动的民俗。电影民俗叙事最突出的特征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表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使影片在内容上既能体现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能表现其自身的艺术特色,抑或是将少数民族民俗与剧情相融合,展现少数民族质朴清新的文化。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农奴》的叙事结构浅析

在"十七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农奴》反映西藏地区农奴如何在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召下,逐步走上反抗宗教和封建阶级压迫的革命之路,具有典型的"政治与审美"融合的意味,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的产物。《农奴》运用对比的手法将封建农奴制吃人的恶性和宗教压迫的本质描绘得淋漓尽致。本文试图从叙事结构的不同层面,例如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和叙事视角等,挖掘影片中农奴反抗斗争背后难以言辞的话语,进一步剖析贯穿其中的政治潜意识。

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宣传画的图像叙事研究

作为电影作品的宣传附属,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宣传画的生产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以情节化的视觉元素安排和民族化的视觉符号呈现,形成了一套较为统一的图像叙事模式。这种统一的图像叙事模式适应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民族建设”的时代主题。以“典型化”“情节化”和“符号化”为显著特征,电影宣传画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提炼与重组,将影像文本重新编码为政治宣传画属性的图像,是政治化美学原则的视觉呈现。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性的隐性承续及开拓

"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颇为"边缘另类"但又无法忽视的独特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效地发挥了教化宣传的意识形态功能,完成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营造、民族政策的宣传普及、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想象性建构;另一方面,"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以其独特绚丽的视听风格、多样杂糅的类型融合、直白热烈的情感表达为新中国电影原本单调的主流版图增添了诸多艳丽的色调。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家国观念的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化的隐性承续及开拓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谋与和谐。相较于汉族主流电影类型性的不够丰富多元,类型性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难能可贵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也成为我们今天很有价值的电影艺术与文化的遗产。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娱乐效果与意识形态策略

民族政策的倾斜给予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娱乐性上以更大的空间,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丰富表现和构建阶级胜利的成功快感,以及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大量展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体现出较强的娱乐性,并使得这些影片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具备了更好的效果。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十七年关于女性的主题实际上是阶级的,革命的主题,而不是性别的主题。任何女性的爱情经历或者转变成英雄的主题,其最终指向是政治命题。

论建国十七年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传播的“反哺效应”

建国十七年时期是云南少数民族电影拍摄和电影音乐创作最为辉煌的时期。本文从电影音乐的创作、电影媒介和本民族受众的接受以及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传播的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阐述了建国十七年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电影音乐通过创作者对原生民间音乐的"移植、整合",成为电影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发挥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更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体现出传播的"反哺效应"。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表述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为耀眼的电影类型,它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动人的爱情表达获得观众青睐的同时,也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巧妙宣扬了当时的民族政策。这些影片用歌舞仪式、语言、服饰、景观等符号构筑指认性的身份场景,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在强调各兄弟民族情谊的基础上,顺利地将各族人民团结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民族叙事初探

本论文以"十七年"时期中国内地生产的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从民族主义和族裔理论的视角,对这批影片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重新找寻电影和所处的文化秩序的关系。文章认为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出现的原因是"团结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需要,在形式与风格上的连贯突显了这批电影中的一整套"少数民族话语"。

家国构想与民族仪式的交合同构——“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互动仪式研究

传统习惯中,研究者通常将"十七年"时期电影作品当做中国电影发展史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来看待,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再到历史遭遇总是显现出了极度相似的特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是这一时期一道别样的文化景观,显示出了家国构想与民族仪式的双向交合特征,文章引入"互动仪式"这一社会学用语,具体从叙述者、叙述文本与叙述接受三个角度考察研究对象的整体叙述活动,最后得出结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述活动从总体上也是一场柯林斯笔下的"互动仪式","仪式"通过微观的互动情境和人物的个体际遇塑造了一场家国神话,借助社会情感的力量起到了维系群体内部稳定和团结的社会功能。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政治意识与诗性情怀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一方面,在"十七年"的政治语境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同汉族主流题材电影一样被置于"民族统一和大团结"与"革命加建设"的宏大叙事之中,有效地扮演了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树立意识形态权威的角色。另一方面,因取材于少数民族多彩、质朴而具有诗意的生活题材,同时源于一部分有良知、有自觉意识的电影艺术家的诚挚追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诗意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对人情与人性的追求。这既是中国电影艺术家在新中国"十七年"的政治话语中"带着镣铐舞蹈"的努力,更是他们借助少数民族题材自觉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诗性美学的特色,形成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类型的宝贵经验,这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依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看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战略

考察十七年间我国少数民族电影蜚声中外现象,通过对十七年间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分析,试图就少数民族电影文化内涵概念的辨析,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内涵建设与民族电影艺术文化诉求,并寻找未来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新方法、新战略,期望推动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持续增长。

新中国电影思潮与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特殊历史时期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文艺、政治思潮的影响下,在时空、样式上对主流电影的延伸与补充。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与繁荣离不开主流电影的影响,也离不开同时代电影遵循的阶级性、党性原则的限定。

“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叙事结构研究

为了实现"政治与艺术"的平衡,"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显形结构"和"隐形结构"相结合的"双层叙事结构"。其中"显形叙事结构"满足了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需要,"隐形叙事结构"则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艺术空间。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十七年”时期南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研究

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南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方式和特点进行分析和讨论,总结了这一时期南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结构,提出了少数民族电影的另一种理论解释,并描绘了少数民族电影未来的发展趋势。

“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视觉造型特征分析

在＂十七年＂主流革命电影普遍＂重叙事、轻造型＂的情况下,作为＂艺术探索＂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却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电影造型意识＂。影片中边疆地区的山川风貌、民族舞蹈、民族服饰等视觉造型元素的运用,使＂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产生了一种＂陌生化＂和＂奇观性＂的审美效应,并以其新鲜的美感引起全国亿万电影观众的极大兴趣,从而风靡一时,成为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发展中的一道亮丽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