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对称形式的诗学传统

对称是诗歌形式建构的重要方式,展现了诗歌在一定诗性规则下进行的对应性变换。“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诗体,它的建构与对称密切相联。以对称形式的诗学传统为切入点,结合文化语境,从古代诗学、现代诗学与域外诗学三个维度,挖掘“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形式建构的诗美法则、建构标准与精神向度,深化读者对于其“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认识。

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文学传统

"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尽管带有强烈的政治文化特征,但其丰富复杂的存在蕴含着多重阐释的空间。这种丰富复杂的存在其实与滋养它的多种文学资源息息相关,美颂和怨刺传统为政治抒情诗创造了两种对立的抒情范式;左翼革命传统让政治抒情诗将视野投向底层民众,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体现强烈的人文关怀;自由传统为政治抒情诗注入建构诗歌精神的营养,诗人主体性意识的介入避免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

“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价值今论

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不仅具有时代性,更具有永恒性。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传声筒,更是时代精神和人民情感的扩音器,能以潜在的力量使后世读者与当世读者一样获得艺术感染和人生启迪。郭小川和贺敬之被称为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两面旗帜,"十七年"时期他们以深重的历史感和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逐渐走向成熟。"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彰显出强大的教育功能,并推动了诗歌民族风格的丰富和发展。

论“十七年”时期电影明星生成机制与身体政治——以上官云珠入选“22大明星”为中心

“十七年”时期,“22大明星”在政治实践、明星表演、观众参与等多重机制的作用下诞生,这些机制复杂而多面,暗合着不同程度的悖论。上官云珠通过对自己银幕内外的身体规训,完成了对这些悖论的意识形态缝合,最终得以成为代表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形象的“22大明星”中的一员。以上官云珠入选“22大明星”为中心,可一窥“十七年”时期电影文化的特殊面貌。

对当代文学“政治抒情诗”的话语分析

本文视“政治抒情诗”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重要的“话语类型” ,通过对该类文学作品的知识谱系学分析 ,揭示其所蕴涵的意识形态的变革 ,从而试图提供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

试论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两次浪潮

本文立足中国大陆诗歌发展史，主要研究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１９６０年前后，潮头诗人为郭小川；而文革期间知青诗人和“作家”诗人创作的最具思想价值和美好精神的作品，则显示了诗美的永恒。第二次浪潮发生在１９８０年前后，艾青创作道路的轨迹，告诉我们当代政治抒情诗模式的终结；另一类具有现代意识、审美感十分鲜明的“有意味的”政治抒情诗闪耀着人道的理性光辉，表现出现代人对宇宙真善美的追求。

论韩偓的政治抒情诗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在两首绝句中,热情地称赞他的内侄韩冬郎(即韩偓)这只雏凤的诗声已清于他的父辈,①当时李商隐已经蜚声诗坛。三十年后的韩偓,未负期望,作为诗人、政治家出现在年轻的皇帝昭宗左右。他平生立身行事,忠贞铁骨,高风亮节,一直为后世论者所景仰,被誉为晚唐耿介忠义之诗人。清纪昀赞他“孤忠劲节,为唐末完人”。但遗憾的是,一千余年来,对他的诗集特别是言及时事的篇什。

政治至上:十七年电影政策解析

本文试图从强烈的政治性、高度的计划性和不稳定性等三方面解析十七年电影政策的特点,并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还原这一时期电影政策的内在逻辑。诚然,十七年电影政策政治至上的特性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在凝聚人心、排除异己思想方面却有莫大功效。从这一点来说,莫衷一是的十七年电影政策其实也有其可取之处。

文学政治关系考论——评方长安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发生、思潮流变、重要作家作品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不少，但很少有人从中外文学动态关系角度论述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更没有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著。200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的论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以十七年文学为基础的"红色经典"文艺一直被世人所误读,只有用"经典红色"文艺才能够消除各种误读,还原其真正的原生态的本来面目。因而,理解十七年文学,必须走进它产生的现代性起源语境。其现代性主要来源于"五四"产生的政治启蒙现代性,目标直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所以,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反而是现代性的。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十七年文学批评现象片论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领域开展过许多次斗争,在政治屏蔽一切的时代,这种斗争表现为严厉的政治批判。撇开政治因素,仅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十七年的很多文学批判运动的深层原因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隔膜与碰撞,而这种认识是十七年文艺批评中的一个盲区。

政治“挂帅”与文论“当差”——对“十七年”文艺学的一点认识

"十七年"文艺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笔者概括为"政治‘挂帅’,文论‘当差’"。政治化思维贯穿了"十七年"文艺学的始终。文艺运动成为当时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观念的争论和批判,都严格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和政策来进行,文艺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演武场",既有过几次短暂的调整和活跃时期,又造成不少遗患甚重的错误。

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文化

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十七年诗歌”无疑是和“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然而,无论从研究的角度,还是反思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对于这种关系的分析都不宜作浅表化处理。而从政治文化的理论视点出发,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十七年诗歌”进行分析,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前提下,发现问题。

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随着“文化大革命”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深入 ,部分学者开始把眼光投射到“文化大革命”前学校教育与红卫兵兴起之间关系的探讨上。在这种背景下 ,考察“文化大革命”前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情况、经验教训便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课题。本文即将这一课题研究的情况作一概述 。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饮食政治学

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带着政治色彩的神话和隐喻出现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它承载了集体∕国家对乡村美好生活的宏伟计划。通过对这个时期日常饮食的考察,以及对饮食标准的制度性控制和技术性监督的某些细节的梳理,显示出乡土性根柢的乡村日常生活在历史必然性面前的沉重、扭曲、消弭。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十七年文学”

新时期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外部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向内部研究(自足的形式研究)的转变过程。在形式研究狭隘的弊端囿限了视野之际,文学研究再次将眼界转向了外部。这次不是转向以往的简单的、机械的社会历史反映论和决定论,而是寻求文学与社会存在的各种关系的契合点。知识社会学为这一转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以下选编的四篇稿件从不同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中国近现代文学,获得了诸多新的研究视点和新的见解。

“重塑现代”的政治合法性及其艺术悖论——论“十七年”电影中的现代文学改编

"十七年"电影对现代文学的改编,是一种"重塑现代"的话语行为,政治合法性是其中凌驾于一切艺术因素之上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本位和以"新"塑"旧"是"重塑现代"的合法性基础,强化阶级立场和新旧对比是"重塑现代"的合法性策略。然而,这样意图明确、主动迎合的改编策略,终究不具备将"现代"与"当代"之间的意识形态沟壑彻底填平的作用力,且往往导致艺术的扭曲或自我阉割。影片由此遭到的境遇错位和意义减值。

政治夹缝中的爱情无实之花——“十七年文学”爱情小说略论

十七年时期,爱情进入文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爱情在政治夹缝中孤独地生长。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爱情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下了政治的深深印痕,具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所以这一时期的爱情小说只不过披的是爱情的迷人的外衣,其实质是一篇篇的政治教化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