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再论“十七年文学”——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为中心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没有意义,没有再谈论的价值;有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场反抗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实验”,有再批评的空间。长期思维受限,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分离,使得整个时期的文学近乎被学界否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介入,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增强,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国族”叙事,进而从中获得“文学性”的表征。本文将从个体和历史的关系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解读,力求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并给予新的体认与阐释。

论“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兼谈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

"十七年文学"是当下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就其整体历史和性格而言,它的重要特征在于自我本体的矛盾性:它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完整的"十七年文学",就是由这一体化与矛盾性两部分组成。本文通过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分析,探讨它的矛盾性表现的三个层面及其存在的两个原因。在此基础上,再就如何进行"十七年文学"整体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1949—1966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

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十七年文学”:红线黑线有异,实行专政则一——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一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了《文艺情况汇报》第一一六号，其中，有《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介绍上海的这篇文章，决定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并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很快以《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为题公开发表，全文如下：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集体主义对个体意识的改造与消融——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一种考察

从 2 0世纪 4 0年代的延安文学到解放后的十七年文学 ,集体主义始终是左右作家创作的主导思想。不仅人物塑造要工农兵化 ,而且作家主体也需集体化 ,任何打有个体印痕的私人话语都在工农、人民等集体概念改造、消融下趋于式微 ,“谁在说话”、“说什么话”的政治立场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

“十七年文学”人道主义思潮及其命运

中国当代五六十年代,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备受防范、压制和批判。"十七年文学"中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于50年代初拉开帷幕,其中以批判《关连长》和《洼地上的"战役"》最具代表性。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断升级,与此相呼应,文艺界于1957年、1960年、1964年先后针对"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讨伐,至"文化大革命",人道主义终于被彻底断送。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十七年文学”

新时期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外部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向内部研究(自足的形式研究)的转变过程。在形式研究狭隘的弊端囿限了视野之际,文学研究再次将眼界转向了外部。这次不是转向以往的简单的、机械的社会历史反映论和决定论,而是寻求文学与社会存在的各种关系的契合点。知识社会学为这一转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以下选编的四篇稿件从不同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中国近现代文学,获得了诸多新的研究视点和新的见解。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冷战”、民族主义与“十七年文学”思潮

一 "十七年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冷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变得相当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十七年文学"的全球化,就是社会主义化.

被“革命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照亮——鲁太光访谈录

徐志伟：据我所知,＂革命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是你近年来关注与思考的兴奋点,能否先谈谈你对＂革命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兴趣是如何形成的？

“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文学是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关注人类的存在、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精神活动。但"十七年"的文学活动却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究其原因,"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双重合力,将文学活动演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一步步走向"缺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趋委琐的本相。

“重返八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及其研究的清理和反思显然成为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已非始于当下，199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研究的升温、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纯文学”概念反思和“底层写作”的兴起等思想文化事件中，一条反思1980年代的知识脉络已经清晰可见。2005年“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实践，更是将这一反思活动全方位整体展开，并上升到方法论高度和文学史反思的层面上来。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三个误区

"十七年"是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已有不少论著先后问世。虽然其中不乏新见,但也存在仍然重复1980年代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研究思路。只有真正摆脱把个人与集体、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人情人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强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十七年文学研究才能够真正深入。《上海的早晨》继承中国传统的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历史传统,以传统叙事模式讲述现代社会生活,是作品在大众化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金沙洲》初版本到修订本的修改痕迹,透露出不同思想、不同话语、不同语境在作家个体身上不断摩擦互动对话的历史症候,从而可以看出十七年时期思想、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的动态位移过程。

现代性与民族性: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书籍封面设计回溯(1949~1966)

新中国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如实地展现了新中国的"新"之所在,"十七年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形态是多元和丰富的,并非人们一般时代记忆中刻板的同质化面貌。实际上,无论是从书籍设计观念的思想性和现代性,还是从视觉语言的艺术性和民族性,都有值得深入研究的设计经典之作,这尤其体现在叙事性、文艺性、思想性最强的文学类书籍设计之中。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印刷工艺的相对落后,这一时期的书籍精装极少,以平装为主,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书籍的封面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触摸到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沉寂中的辉煌——试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戏剧文学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政治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方向．贯穿这个时期的文艺理论是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基本上继承《讲话》的精神实质，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文艺新方向：文学应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必须主要写工农兵生活．风格和形式必须通俗易懂．反对晦涩朦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