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文化

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十七年诗歌”无疑是和“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然而,无论从研究的角度,还是反思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对于这种关系的分析都不宜作浅表化处理。而从政治文化的理论视点出发,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十七年诗歌”进行分析,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前提下,发现问题。

“工农兵”:“吊诡”的形象符号——“十七年诗歌”中的“工农兵”形象研究

"十七年诗歌"中的"工农兵"意象是一种"吊诡"的形象符号,一方面它以"完型化"形象符号照亮新的"民族国家精神",另一方面又遮蔽了"真实"世界里"工农大众"精神形态的复杂性;一方面它确证和巩固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使诗歌陷入"公式化"的俗套而诗人则成为符号"软暴力"的对象;一方面它让"工农大众"在虚拟镜像中获得"翻身做主人"的政治文化快感,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符号的迷狂中丧失精神的主体性。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断裂”与“超越”——“十七年”诗人时间意识的两个维度

在"十七年"诗歌中,"时间"成为诗人情感抒发的重要题旨以及结构诗歌的重要方式,"断裂"与"超越"是诗人时间意识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断裂"既与诗人内在的精神诉求有关,又与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密不可分;"时间超越"既培养了人们高度自觉和敏锐的时间意识,又使人被"异化"的时间所围困。

郭小川的诗歌困境与“十七年”诗歌批评生态

在1949—1966年政治与文化相互胶合的文学语境下,郭小川因创作和发表一系列诗作而陷入精神困境之中。在郭小川诗歌创作、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有意味”的诗歌批评圈,“私人批评圈”的体验式审美批评既持续有效地激发了郭小川探求蕴藉个体生命体温和“嘈杂声音”的诗歌图式,又让他渐趋闯入充满未知风险的创作“迷阵”;“解放区批评圈”的批评不仅隐蔽而深刻地规训与重塑着郭小川“追新逐变”的诗歌理念,同时也击垮了他进行精神探险和诗歌实验的自信。郭小川的诗歌困境从一个侧面真实呈现了当代诗歌批评“圈子化”现象的诸多问题与弊端。

当代诗集(1949—1966)命名法则与诗歌“辨识度”传播

诗集是诗歌进行集束式'二次传播'的重要媒介与平台。在1949—1966年政治与文化相互叠合的诗歌生产语境中,'十七年'诗人努力破除现代诗集命名传统形成的思维桎梏,在诗与意识形态之间探求若干独具时代特质的命名法则,借此有效提升了'十七年'诗歌的'辨识度'传播。颇具悖谬意味的是,这种命名法则又生成另一种强大的思维惯性、语词选择与组合'成规',并汇聚成一股潜在的'自反'力量使诗歌'辨识度'传播效能渐趋式微。

“十七年”诗歌的现代性价值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十七年"文学之所以具有现代性,既因为它对民族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表现基本上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步,也因为它多层次、多方位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这种复杂的现代性特征,在"十七年"诗歌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国家与个体、理性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等相互矛盾、相互渗透的现代性价值因子在"十七年"诗歌中的共存,体现了诗人们为实现诗歌的现代化对中外诗歌现代性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一方面,"十七年"诗歌对国家独立与完整的礼赞,对公平的革命伦理的倡导,对民族国家美好前程的憧憬,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理论指向基本一致。而它在内涵与形式上的独特性,又无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另一方面,"十七年"诗歌对封建伦理的颠覆,对诗人、普通民众情感的顺应,对一代新人的塑造,又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指向基本趋同。"十七年"诗歌现代性的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最能反映其现代性的综合特征。

论“十七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

"十七年"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反映着这一时期诗人诗歌活动的某种悖论:一方面,臧克家通过选本的序跋写作与选本删改等批评活动,鲜明地表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透过这些诗歌选本批评的某些言说及其策略,显示出臧克家作为一个诗人真诚的一面。臧克家诗歌选本批评中的这种"说"与"被说",折射出"十七年"诗歌批评的某种矛盾性与复杂性。

1950年代诗集序跋的言者身份与修辞行为关系探微——以“建国十周年诗选集”为考察中心

1949-1966年中国诗坛出版了大量的诗歌选集,这些选集的序跋含纳着丰富的诗歌理念与诗美风尚的嬗变信息,也尘封着许多耐人寻味的诗坛往事和诗人隐秘的心路历程。在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建国十周年诗选集＂的序跋中,编选者具有鲜明的双重言说身份,显在的身份为文化官员、＂自否者＂和受恩者,隐在的身份为对诗本体问题执着求索的诗人,双重身份内在规约序跋言说主体的话语修辞行为和编选者的编纂策略,映射出当代诗人复杂而多元的精神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