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研究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行为广受学界关注,其中,低生育率导致的家庭代际结构变化是高储蓄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这是否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CFPS数据,借助“单独二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城镇家庭生育决策短期内对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放开对降低储蓄率的短期效果十分明显,政策适用家庭相对于非适用家庭储蓄率显著下降3.4%。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研究显示,第一胎为女孩、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储蓄率下降更明显,符合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性别偏好,以及收入对于生育意愿影响的预期。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

本文基于湖北省4 661个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对已有一孩的城镇居民家庭二孩的生育意愿进行了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在二孩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比重达到61.4%,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经济压力、少生优生观念和时间压力等方面;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妻子的年龄、学历、职业、一孩的年龄及夫妻二人的迁移经历等都是影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不愿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单独二孩”政策将释放多少生育潜能?

2014年“单独”政策放开时，湖北省累积的“单独”家庭测算总数为62．94万个。依据政策执行后的情况以及专题调研的数据推算，政策调整之后，从中释放的新增人口总计可达19．6万人，即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将占累积“单独”家庭总量的31．15％，并在2015～2017年形成生育小高峰。由于政策不变时的人口和生育基数不同，“单独”政策效果在城市中将更为明显。“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无论是在生育数量上还是在生育时间方面，都将有一定的变动空间，但是城乡居民生育水平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望——由“单独二孩”引发的思考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已整整一代人了,政策施行虽然取得了控制和减缓人口增长的效果,但也付出了极高的社会代价。理性反思和科学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计划生育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更是深化认识人口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需要。鉴于政策长期执行带来的重大人口与经济社会风险,研究认为,"单独二孩"只能作为短期的过渡政策,应摒弃"人口是负担"的传统思维观念,尽快放开二胎,提倡适度生育,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荣。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单独二孩”的政策影响——一个多层次的理论分析

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逐步落地,该政策的潜在影响愈发引起社会关注。本文从宏观、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从人口、经济、社会多个角度,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认为需要公正客观地看待这一政策,也要辨识政策给不同层面可能带来的差异化影响及其程度。在宏观层面,这一政策表明了中国政府遵守承诺、关注民生的一种态度和立场;但政策调整的家庭意义远超过宏观层面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带来1+1>2的效果。同时,这一政策还将"生"或"不生"、"要升职"或是"要生孩"的两难抉择摆在符合条件的女性面前,从而对后续生命历程带来一连串的影响;对孩子而言,这一政策有助于减缓他们背负的心理压力,形成健康的人格特征。

“单独二孩”政策的利与弊

"单独二孩"政策有利有弊,其直接意义在于缓解"一个孩子"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该政策的积极效果表现在:可以适当提高生育水平;适当缓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群众有更多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家庭结构得到平衡发展;缓解出生人口漏报;缓解出生性别比过度偏高;缓解人口素质逆淘汰;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然而,由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硬着陆",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近几年会出现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夫妇的集中生育;很多高危人群生育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政策调整本身就带来了生育的不公平或机会的不平等。建议: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年轻妇女晚生育第二个孩子;设立高危妊娠咨询和指导中心;政府为无机会和能力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单独二孩”,一项失误的政策

由于研究的失误,导致政府放弃了"全面二孩"政策,进而转向考虑"单独二孩"政策;同样也是由于研究的失误,使政府担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会导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的大幅反弹。当事实证明政府以往的判断存在明显的失误时,政府又不愿意承认。这意味着,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它使原本应该在更早的时间里执行的"全面二孩"政策,被"单独二孩"政策所耽误,从而在执行时间上被大大地推迟了。

“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基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调查数据

"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后,政界和学界对于"单独二孩"政策是否会导致新出生人口出现堆积问题,并对人口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忧。利用泉州市"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泉州市"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比较低。该数据和福建省"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领证以及生育行为的现实情况相近似。鉴于目前"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现实情况,并结合我国人口现实情况及其发展的可能趋势,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走向可以实行"三步走"战略,从而实现人口再生产的自然平衡和人口的均衡发展。

新城镇化、“单独二孩”政策与学校布局调整新走向

我国当前的人口变动趋势给教育带来了新挑战:新城镇化使农村学龄人口"过疏"而城镇学龄人口"过密","单独二孩"政策使城镇地区户籍学龄人口具有稳定的增长预期,新增学龄人口对教育资源有新的需求。这促使学校布局调整的重心发生转移,焦点地区将由偏远农村地区逐渐过渡到大中型城市,教育阶段将由义务教育延伸至学前和高中教育阶段,基本方式将由撤并逐渐转变为新建和改扩建。为此,应科学预测学龄人口数量和分布的变化趋势,提前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并支持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社会性别视角下“单独二孩”政策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这一政策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转折性调整,对于延缓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推进人口可持续健康发展、缓解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以及解决独生子女情感心理问题等都有巨大的意义。但是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这一政策,会发现新政出台后若是不配套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职业女性由公领域再次向私领域回归,在资源交换以及家庭利益最大化掩盖下的性别关系不公正可能再次呈现出来,二孩的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家庭中老年女性的负担,为此建议政府尽快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对城市80后生育观的影响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生育政策是影响人们生育观念、优化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对于实现人口的稳定、合理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应用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对杭州市"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80后的生育观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80后的生育意愿增强,对孩子性别偏好不明显,生育二孩的间隔大约为3—4年。基于此,杭州市政府应通过提供优质的生育服务;加大基础教育资源的供给;根据不同年龄段及生育间隔,及时做好应对生育高峰的准备;加强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监测力度;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制度以及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等措施来正确应对人口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与生育权的法律保护——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考察

生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和应有权利,其本质属性是人格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本文从国际人权保障与国内生育权保护的视角分析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法理基础;对该政策实证考察显示:该政策执行不到位,生育权侵权纠纷案件呈现类型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滞后等。针对考察缺陷,从"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提出我国优化生育权保护的具体路径,以期对我国"单独二孩"政策为中心建构"生育权的法治化保护模式"有所借鉴。

“单独二孩”政策对再生育妇女月经和心理的影响

目的探讨"单独二孩"政策对再生育妇女月经和心理的影响。方法选取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拟再生育妇女50例作为研究对象,且选取不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的再生育妇女(不享受"单独二孩"政策,自主决定生育二胎的妇女)50例作为对照组,分析观察两组患者决定怀孕至其怀孕成功期间的月经周期和月经量及痛经情况,且评价患者的心理状况,记录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的评分。结果研究组的月经周期异常发生率(10.0%)、月经量出现异常的发生率(8.0%),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而痛经的发生率却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组的SAS评分为(42.72±1.91)分,SDS评分为(43.28±1.64)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单独二孩"政策对再生育妇女的月经和心理均造成影响,需积极采取一定的治疗措施和必要的心理干预。

浅析黄州区家庭育龄妇女生育“单独二孩”的影响机制

在新政策环境下研究了个人机制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针对人们已有的生育观念、由于计划生育实施以来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能否因此而得到改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城市“单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基于南京、保定五类行业558名青年的调查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4年3-5月在江苏南京、河北保定两地针对＂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5大类行业18-35岁的1 028名城市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选取了558名已婚青年夫妇,以＂双独夫妇＂和＂双非夫妇＂为参照,对＂单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状况进行统计描述,利用交叉表和卡方检验、均值比较和方差分析等方法对三类夫妇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并根据现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与分析,探讨影响城市青年夫妇二胎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

新二胎政策下基于Leslie矩阵等数学模型的山东省人口预测

基于2004~2014年山东省人口数据,引入遗传学思想,建立了适用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山东省Leslie人口预测模型,以之预测该政策下至2054年山东省人口发展情况。依托当下生育意愿数据,建立了适用于"全面二孩"政策的Leslie模型,并得出预测结果。为特别研究二孩政策对新生儿数量的影响,抽取学历水平及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因素求解山东省适龄人群生育意愿,从而预测近两年幼儿增长情况。通过对比不同政策下的预测结果,结合新生儿预测可知"单独二孩"政策短期内有稳定山东省人口作用,但长期看对人口老龄化的迟滞作用较差;相对前者,"全面二孩"政策将带来长期有效的人口保持作用,对维持劳动力人口数量效果显著,但短期内新生儿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提示应当加强儿童基础设施建设。

二孩生育意愿及其相关因素研究综述

国家生育政策和人口生育意愿是生育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调整,使我们有必要对生育意愿的研究成果作概括性的回顾与评述。根据相关文献,描述生育意愿的度量指标及影响因素,目的在于掌握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变化,对了解和预测生育水平、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和有效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