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伐楚》“北海”“南海”考释

《齐桓公伐楚》中的“北海”“南海”之“海”,并不表“大海”义,它是指从“大海”义衍生出的极远之地;“北海”“南海”也不是今日的渤海、南海,它们是指北方、南方极远之地。“海”从本义“大海”衍生出极远之地,其文化背景是古人以中国之四周皆为海的传统观念,而达成这种指称对象转移的机制则是转喻。通过转喻机制,“海”由本指大海或四海转而指与之空间上相邻的极远之地,此亦《齐桓公伐楚》“北海”“南海”义指北方、南方极远地之语义演化的主要理据。

从常用词看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的差异

利用数理统计,调查几组常用词在魏晋南北朝文与同期汉文佛典中的使用情况,了解两种文献在使用常 用词方面存在的差异,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j-介音

隋唐时期北方方言中-j-介音的分布以多项其他音素的分布为条件。南北朝时期北方方言中影响-j-介音产生的因素是:(1)低元音起约制作用,高元音起促成作用。(2)前元音起约制作用,后元音起促成作用。(3)来自-r-的元音性介音是约制的,-u-介音是促成的。(4)唇音声母和唇音韵尾有约制作用,舌根音声母和舌根音韵尾起促成作用。

敦煌文献“左南直北”考辨

在敦煌契约文献中,"左南直北"有两个意义:一是四处闲逛,不专心工作;二是不听话,不顺从。义为四处闲逛,不专心工作的"左南直北",与义为或南或北,比喻不专一、不固定的"南北"相关。义为不听话、不顺从的"左南直北",与义为相反、违背的"左"相关。当"左"表示相反、违背义时,"直"或作为状语修饰"北"。"直北"相当于"北";或"直"义同"左"义为相反、违背。

先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比较结构的来源及标注方式

相对印欧语和日语韩语而言,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有的研究者将汉语结构称为"意合结构"。在对汉语程度差别比较结构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将目光投向现代汉语。其实,比较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模式之一,基于多类型汉语语料库的分析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先民表达比较的手段是非常丰富的,这些丰富而又非形态化的手段构成了后来趋于细化及格式化的比较认知深层结构。本文对先秦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比较结构的来源及其标注方式进行了考察与研究。

党项人方位概念的文化内涵

作者在总结党项人关于“东”“西”“南”“北”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党项人的方位概念实际上是由四个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即中华民族文化共有的成分、党项文化特有的成分、汉文化的成分和阿尔泰文化的成分。并进一步透析了党项文化与汉文化。

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

本文历时性地考察了周秦以来关中文化中心形成以及东汉定都洛阳后文化中心东移的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汝南、颍川、南阳等地文风炽盛的复杂原因及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说明: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学术文艺形成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双方所继承的不同传统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单刀会》双调[新水令]字调腔格初探——基于语言音乐学视角的元杂剧旋律风格考辨之一

元杂剧是近古中国艺术的重要类型之一,其音乐既承续两宋遗音,又融入时代新声,在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融中流变发展,成为继唐宋诗词音乐之后我国音乐史上的又一高峰。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以关汉卿《单刀会》双调[新水令]为例,重点关照曲牌的音韵字调组合与仄声词组腔格,力求从唱腔旋律形态方面,对元杂剧“以曲牌原型框架为音调生成基础,以特定宫调音列为音高组织规范,以仄声词组腔格为基本衍展手段,以腔词音韵谐协为总体创作追求”的旋律结构和音乐风格有更为具体的认知。本文也希望以此个案研究为契机,引发学界对“语言音乐学”历史属性的进一步关注,并由此扩大至以《九宫大成》为代表的更多南北曲音乐分析,从新材料和新方法视角不断丰富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现代汉语方言“采摘类词”的共时差异及其成因、整合

汉语方言中＂采摘类词＂的主导成员数量有限,其差异却相当复杂,具体有成员组合形式多样、时代层级多样、演变度深浅不一、能指所指错位等。这种复杂性的主要根源在于北人南迁的波次浪潮及社会生活习俗的差异,为弥补这些差异,汉语方言采用了＂初级混合＂＂过渡叠加＂＂强势覆盖＂的整合方式,其目的在于形成音义的良好对应,汉语基本词的存在状态多数亦如此。

试析中古梗开二牙喉音在北京话中的介音问题

根据中古开口二等牙喉音在近代韵书中的表现,梗摄字和其它韵摄相比演变速度比较慢,只有影、疑母字演变速度较快。结合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和明清时期移民情况,文章认为中古梗摄开口二等牙喉音不读齐齿呼而仍读开口呼,是受到明代从南京(京师)迁到北京的移民的南京话(江淮官话)影响,江淮官话挟京师之音的政治强势作为北京人传习的新文读进驻北京音成为主流读音。

豫鄂陕交界区域汉语方言合口介音的消失

中古非唇音合口字-u-介音消失是豫鄂陕交界区域汉语方言的区域特征。总体来看,该区域方言合口介音呈现出明显的循序渐进性,从声组看,合口介音消失顺序为端泥>精>知>见;从韵摄看,合口介音消失顺序为蟹止>山臻>通。合口介音消失的次序与声母、韵母的发音机制有关。

童文献所记官话音系及其性质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童文献自1869年至1873年在巴黎先后出版了五部反映汉语官话的著作,这五部著作的罗马字拼音方案相同,音系一致。文章根据罗马字拼音材料,整理出它所反映的声韵调系统,并进而论证该音系的性质。

传教士罗马字记音反映的官话音-k尾

比较清代南京和北京官话-k尾入声字的拼写,尤其是艾约瑟、威妥玛、马礼逊及何美龄编撰的官话课本和字典拼写的"宕江梗曾通"五摄的入声字,我们发现这五摄的入声字在清代北京和南京官话中都丢失了-k尾,但它们在北京和南京官话有不同的音变。在北京官话,大致上有两种主要的音变,一是变作零韵尾韵母,一是变作以-u或-i收尾的韵母,还有少部分字变作撮口呼韵母-üeh;而在南京官话,一般变作零韵尾韵母,少部分变作以-i收尾的韵母。南京官话以-k收尾的入声字,少部分也有文白异读的现象,尤其变作以-i收尾的韵母,明显是受北京官话的影响。

李汝珍的混合官话音系——一种“广方言”和真正的通语（英文）

十九世纪初李汝珍所撰的《李氏音鉴》,是一部兼列南北方音的混合官话韵书。文章考察了《李氏音鉴》的音系框架及其声、韵、调系统,发现李汝珍兼收并蓄了当时方言中的一些典范成分,并匠心独具地设计了一个以南音为主,兼采北音,集合南北时音之所长的多源广方言音韵体系。这一糅合的结果,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通语,一种没有母语者而学习者都力求习得的跨地区理想化语言。因此,《李氏音鉴》对于我们了解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官话语言范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