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一周年: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2016年7月12日,在菲律宾政府单方面要求下,国际仲裁庭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本原则和国际政治常识之于不顾,悍然公布"裁决结果",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年来,美菲等有关国家"仲裁结果"甫一出炉时的兴奋与高潮,在中国的战略定力面前,渐渐退去归于平静。特别是随着中菲关系的全面转圜,仲裁闹剧业已曲终人散,悄然落幕。审视"南海仲裁案"一周年的演进过程,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分析,其对南海的和平稳定、国际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中国的和平崛起等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引起警惕。

“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缺陷

门萨仲裁庭在实现仲裁过程与裁决的公正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依然存在明显的法律缺陷:在中菲之间没有穷尽谈判解决南海争端手段的情况下,轻易地接受菲律宾的仲裁请求;没有执行审慎原则与公平原则,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边倒的裁决,明显带有惩罚中国的味道;对南沙主要岛屿法律地位的裁决违反了全球沿海国与海岛国的普遍意愿,对太平岛法律地位的裁决缺乏说服力;就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进行裁决时把《公约》等同于海洋法,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逻辑;裁决还限制了国际法发展的可能性。这些重大缺陷凸显了一点:仲裁结果不能体现国际法学界与南海研究界的主流认知,因而其裁决难以被各国接受。

中文文献对南沙群岛自然人文景观的记述及解析——兼论“南海仲裁案”中的不确之说(下)

对于南沙群岛的自然人文景观,中文文献记载内容翔实,且涉及多方面,展现了中国渔民的生计、生活与岛屿的开发建设紧密相连的过程,凸显了中国人的主体地位与所形成的历史性所有权。这与英美文献以航海为目的的"线性"记述、日法"探险"和侵占的"时段性"描述相比,性质和内涵完全不同。"南海仲裁案"在南沙群岛人类居住的"事实认定"上,既不引用中国渔民的资料阐述群岛人居环境,也不结合实地情况探究渔民的生活习性,其认知偏离南沙群岛历史轨迹。

“南海仲裁案”与国际裁判的公正性--兼论中国相应立场和对策

菲律宾所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2016年7月12日作出"最终裁决",其内容几乎全面支持菲律宾的诉求。如果对仲裁庭所作裁决进行探究,便可发现,该文件不仅在论证逻辑上存在明显漏洞,而且在条约理解、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故而,该文件存在着公正性的缺失,因此,难免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的反对。不过,"南海仲裁案"并非孤立的个案,在国际社会中如此缺乏公正性的国际裁判亦时有发生。这不仅意味着今后中国还有面临相似问题的可能,还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目前国际法的体系中思考以下问题:这一状态何以出现,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状态。

对话与对抗:媒体外交视野下的“南海仲裁案”

自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公布关于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以来,有关该仲裁案的相关报道吸引了世人的眼球。事实上,自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向海牙仲裁庭提起仲裁以来,"南海问题"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媒体外交视角分析了中国和菲律宾主要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和《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通过框架分析发现,"双边协商"与"多边外交"之争,"不合法"与"约束力"之争归根结底可以纳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争的范畴。而隐藏在媒体框架背后的是中菲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话"与"对抗"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论“南海仲裁案”实体裁决中有关“岩礁”解释的语义起点、逻辑与理据问题

在“南海仲裁案”实体裁决中,仲裁庭有关“岩礁”定义的裁决是该部分裁决的内容起点。仲裁庭在此部分并没有将“岩礁”的通常意义和自然意义作为解释的起点,而是对定义进行了“剪辑”;在解释的逻辑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的规定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但仲裁庭罔顾这一逻辑,相反,其遵循的是“特殊一般化”的逻辑;在解释的理据上,仲裁庭既“有意”忽略了《牛津英语词典》关于岩礁定义中最重要的第一句话,也曲解了国际法院的相关裁决。仲裁庭的解释实践,就是将岛屿岩礁化,岩礁去功能化,从而导致其所得出的“岩礁”定义明显不合理,结论也显得荒谬。中国有必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坚持自身实践,并在岛屿和岩礁的界定上更具体化。

评“南海仲裁案”法庭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的解释和适用

"南海仲裁案"法庭在其管辖权裁决中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的解释和适用,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该案法庭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支撑其关于各方已经明白无误地就解决菲律宾在本案中提出的各项争端的方法交换了意见的结论。

主权话语的法理解读——兼论“南海仲裁案”的非法性

"南海仲裁案"并不意味着主权话语的日渐式微,相反透视出此一案件的非法性正在于对主权原则的侵蚀。冷战终结以来,否认和消解国家主权的论调成为西方理论界的一种时尚,主权话语是否还有生命力?主权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已经过时?释解这些疑惑,有必要从历史和法理的视角,对主权话语的流变进行梳理和审视,重新发掘和阐释主权对现实国际秩序的价值,证成主权是遏制霸权和保障人权的正当性基础。中国对主权不仅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还以自身实践尽其所能维护这一原则。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背景、实质分析:从中美日海权博弈的视角出发

基于现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缺陷，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为契机，美El中围绕南海海洋争端，凸显出法律框架之外的大国政治博弈。美国采取军事威慑战略，日本实行国际干预战略，中国则兼顾国际法与国际合作，优先采取外交谈判战略。采取上述不同战略的根本实质在于，中美日三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认知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亚太海洋秩序的改变，以及传统海权大国美日与正在发展的新兴海洋强国中国之间的海权博弈。

浅析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的中国观——以《南洋商报》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为例

南海问题的东南亚主要争端国媒体和美国、日本等国媒体,在涉南海问题报道时常常扭曲中国形象,渲染中国的强硬和威胁,把中国塑造成破坏地区和平的国家,给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挑战。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南洋商报》在“南海仲裁案”后关于南海问题的新闻报道,总体较为客观。该报认为中马在南海问题上没有明显冲突,但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演习、军事建设等情况,认为中国武器先进,具有一定“威胁性”;经济力量强大,有吸引力;外交上强势、强硬。总而言之,该报在一定程度担心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威胁”。作为华文媒体,《南洋商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所体现的中国观在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国应完善对外传播,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让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得到更多信任和支持,为南海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析“极地曙光号”案对“南海仲裁案”的可能影响

在"极地曙光号"案中,俄罗斯坚持不接受、不参与荷兰针对其提起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项下的仲裁案,也没有参与荷兰就该案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的临时措施案。俄罗斯的"不应诉"行为及其理由与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中的行为及其理由具有高度相似性。国际海洋法法庭《指令》中有关不应诉及其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影响方面的论述可能对中方产生不利影响。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论证逻辑很不严谨,所做法律推理既不充分也缺乏说服力。相比之下,仲裁庭将仲裁程序分为两阶段进行,并专门就俄罗斯的庭外管辖权异议做出单独裁决的做法,则是对中方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

从翻译安全观看“南海仲裁案”新闻翻译及报道

整个"南海仲裁案"新闻报道中,翻译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对翻译报道中不尽人意之处有必要作一些反思。从以名举实角度出发,不难发现南海新闻翻译报道明显存在着诸多不足。分析研究表明,媒体对"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ruling""South China Sea""Scarborough Reef"和"Taiping Rock"等关键性词语翻译欠妥,这样的新闻报道容易造成误会并带来不良后果。基于此,国际新闻报道过程中应提倡树立国家翻译安全观,国际新闻的翻译、编译和摘译等必须讲政治,切不可率尔操觚、张冠李戴或人云亦云。

“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后续国际裁判实践述评

自“南海仲裁案”裁决于2016年出台以来,国际裁判机构出现了援引该裁决、损害中国海洋权益的动向。国际裁判机构涉“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实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法庭或仲裁庭在判决书或裁决书正文中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二是法官或仲裁员通过“单独意见”或“反对意见”等方式发表个人观点来支持或批判法庭或仲裁庭作出的判决或裁决,其中在正文或脚注处涉及“南海仲裁案”裁决;三是当事方在法庭辩论中援引“南海仲裁案”相关裁决来支撑本国立场。这三种类型的援引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先例价值的支撑作用依次降低。总体上看,国际裁判机构在直接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上较为克制,更多的还是当事方以及部分法官或仲裁员的援引,以达到支持本方观点或者赞同、批判裁决的目的。对此,中国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准备好相关预案。

“南海仲裁案”社交媒体的舆论反思

"南海仲裁案"经过海内外媒体报道瞬间引爆网络,引发国内一场全民参与的爱国热潮。本文以"南海仲裁案"为例,对网络突发事件中在社交媒体出现的极端情绪滋长和群体极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反思"爱国"舆情中的暗潮涌动。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交换意见的义务”看“南海仲裁案”管辖权裁决的违法性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2015年10月作出了《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以下简称“管辖权裁决”），其中有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规定之“交换意见的义务”论证，存在严重缺陷。首先，用来证明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的事实不属于第283条所指“交换意见”；其次，仲裁庭割裂了交换意见的义务与谈判义务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使“交换意见的义务”本身毫无意义，有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目的。仲裁庭没有有效地确立自身的管辖权，因而其管辖权裁决完全错误。基于无效“管辖权裁决”作出的实体裁决，也将无效。

《法庭之友意见书》中的历史资料与“南海仲裁裁决”之关系

近年来,“南海仲裁案”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围绕南海争端的国际法律战和舆论战急剧升温。中国台湾方面提出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从人类历史、淡水、植被和经济生活等方面证明,太平岛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岛屿,而非礁石。“南海仲裁庭”利用该意见书中的历史资料,从淡水、植被、土壤、渔民,特别是商业活动的角度,牵强附会地做出偏颇的结论,加剧了南海局势的恶化,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该“裁决”有选择地使用文献材料,其结论是非法的、无效的,其手法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法理战视角下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与2020年南海形势

冷战后,美国不断调整南海政策,服务其对华遏制和打压的战略需求,日益显现出针对中国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其法理立场已成为美国在南海扩大军事存在、强化军事同盟、拉拢域内外国家集体对抗中国的理论支点,也为其扮演南海问题“仲裁者”披上“道义外衣”。2020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刻意制造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拉拢域外盟友插手南海事务,实施经济制裁,导致局势持续升温。未来拜登政府仍将延续强硬路线,或将采取一系列新举措遏制中国,中国应有所警惕并从维护双边关系、推动务实合作、加强南沙岛礁民事化建设、重启“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及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等方面进行应对。

论“南海仲裁案”仲裁裁决的枉法性

"南海仲裁案"是菲律宾滥用国际法进行的恶意法律操作。本案仲裁庭在管辖权问题上具有明显的越权和扩权行为,严重歪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宗旨、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仲裁庭在实体问题上,狭义地解释准据法,歪曲《公约》有关规定,对中国的行为和权益做限定解释,对菲律宾的行为和权益做宽泛解释,从而形成了罕见的一面倒裁决。"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明显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和逻辑,无论是在程序还是实体问题上都存在诸多滥用、歪曲和违背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之处。裁决明显偏袒菲律宾、故意歪曲事实和违背法律本意且不公正,属于典型的枉法裁决。中国应揭露该裁决的枉法性质,适时阐明"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内涵,重新审视加入《公约》

中国历史性权利的定位与出路

"南海仲裁案"针对中国历史性权利的实体裁决明显枉法。中国历史性权利应当定位为岛礁主权和非专属性水域捕鱼权及航行权,这源于区域性习惯国际法,与《海洋法公约》并行不悖。其出路在于澄清定位,考虑单独划定岛礁基线,转向"自主开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定位、表现与问题——兼谈对“南海仲裁案”的启示

自1997年出现第一例案件以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利用率,成为海洋争端解决中的亮点。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唯一的剩余方法"之设计使得依附件七仲裁所设立的仲裁法庭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实际地位高于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二是作为一种强制仲裁,附件七仲裁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传统仲裁的约定性,在规则上表现出"单方意志性"。它们虽然可直接带来附件七仲裁的高利用率,但是使附件七仲裁很可能成为一种"少数人裁决"的争端解决活动。实践中,附件七仲裁超过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成为解决海洋争端的第一法律方法,少数人成为附件七仲裁庭的"常任"仲裁员和庭长这一现象验证了这一点。问题是,这种现象并不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附件七仲裁规则与实践的这种悖论,源于附件七仲裁制度设计得不合理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体制性缺陷。遵守此种机制可导致实质的消极后果。这也为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提供了一种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