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卮”

卮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其种类不一。有底下有孔的漏卮，其外泄的特性使“漏卮”一词成了利权外溢的象征。还有一种侑卮，也就是所谓的欹器，这是一种“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苟子·宥座》)”的酒器，古代帝王用它来戒骄戒满。而由于它的随物而变的特性，又使它染上了随和人意，毫无主见的含义。原出于《庄子》的“卮言”一词，比喻无主见之言，一直用到今天，常作为对自己作品的谦称，含有“漫谈”之类的意思。

试论“卮言”在《庄子》中的运用

《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其中"卮言"即铺陈曼衍,即兴式地言论,是"三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卮言",我们不能只作为一种语言风格来欣赏,而应该从其在《庄子》一书中的运用来分析它的意义。"卮言"是诗性时代思维方式的反映,"卮言"的不为言而言,不为文而文的艺术构成及其运用,体现了《庄子》的语言理想。"卮言"的意义,在于它在先秦思想史中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与"寓言"的文学性意义、"重言"的历史性意义不同,它更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

《庄子》“卮言”新释

“卮言”即“悖论之言”,它描述了“道”与“言”之间的悖论性关系,“悖论之言”本真、变化、无限避免了“独断论”抽象、静止、有限的谬误,因此“卮言”给予读者理解的开放性,在悖论的张力结构中蕴含着无限生成的可能性。三言之间没有宗本与非宗本的关系,卮言、重言和寓言之间互相交融,共同为着体道的目的而言说,共同构成《庄子》语言的本真、变化、无限的基本特征。

《庄子》“卮言”考辨

《庄子·寓言篇》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言”是庄子归纳的三种重要语言表达方式之一，但历来注释却歧意甚多。

论《庄子》卮言生成

《庄子》“三言”中的“寓言”“重言”主要以文体的形式存在,而“卮言”的样态则相对较复杂,大体呈现三种面相:“卮言”首先作为一种言说姿态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卮言”主要继承“优语”传统,俳优言说通常呈现谐隐滑稽的特征,最终使《庄子》文本弥漫“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次,《庄子》“寓言”“重言”呈现“藉外论之”的文体特征,而作为文体意义上的“卮言”则承继“合语”的言说特征,表现为对“道”的直接言说,具体指《庄子》中那些直接论述性的文本;最后,《庄子》借鉴俳优散漫言说的方式,赋予“卮言”独特的文本结构功能,从而形成《庄子》文本“曼衍”的特色。然而,《庄子》“卮言”的三种样态之间并不是彼此隔离的,而是呈现一种相生相融的关系,它们大抵生成于“合语”“优语”之传统。

《庄子》“寓言”、“重言”和“卮言”正解

本文认为“寓言”是《庄子》一书的表达方式,“重言”和“卮言”都是“寓言”。“重言”概括了“寓言”的使用方式,“卮言”概括了“寓言”的特点。从思维发展的深层原因上看,庄子选择“寓言”的方式来立言达理是由战国时期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特点所决定的。《庄子》的寓言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同时理性精神在逐渐增强;“重言”反映了《庄子》的理性精神,“卮言”反映了《庄子》的诗性精神。

大鹏是否逍遥——再论《逍遥游》的篇章结构与论证方式

《逍遥游》中大鹏是否逍遥，历来聚讼纷纭，其实这是误读庄子产生的假问题。从《逍遥游》的论证思路看，庄子在文中并不关心大鹏逍遥与否，仅仅是用大鹏寓言来说明“小大之辨”，为“无己”“无功”“无名”这个惊世骇俗的论点出场做心理铺垫。大鹏寓言与逍遥之境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假问题的产生．在于人们把庄子无端崖的“卮言”当做传统的逻辑论证“庄语”来阅读了。研读《庄子》，应该对“卮言”这种诗性的论证方式予以充分重视，从语言修辞入手，方不至于胶柱鼓瑟、郢书燕说。

行家之外的探索:论王世贞的曲论

王世贞于曲学并不擅长,但其曲论却影响甚大。本文不着意探讨王世贞曲论之得失,而主要追问在曲学方面并非行家的王世贞如何论曲。笔者认为,王世贞虽然缺乏行家的专业眼光,但其擅长的史家和诗文领袖的视角在论曲时会及时补位;此外,鉴于曲与诗文的巨大差异,王世贞还故意跳脱史家和诗文领袖这两种擅长的主要视角,仅依靠其曲学方面算不得行家的眼光和知识进行了补充;由此构成了一场行家之外的有趣探索。这为王世贞曲论之是非得失寻得了答案,有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王世贞的曲论。

“天籁”与“卮言”新论

《庄子》一书中，《齐物论》一篇最为难解，而在该篇中，“天籁”一词的解释也莫衷一是，难有定论。近日读到钱浩《再论庄子的“天籁”》…一文，觉得该文在总结、分析前人有关该词解释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为“天籁”一词的准确训释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但其最后的结论似乎还有待商榷。笔者在该文的启发下，对“天籁”一词的意思再作一点新的探索，

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论式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论证结构由主张与理由组成,"对理由的确认"及"如何从理由到主张"为论证结构的规则,这是本文关于广义逻辑的观念。由此出发,庄子提出的"寓言"、"重言"、"卮言"三种论证类型亦属此学科的内容,其中"寓言"论式与譬喻论证、"重言"论式与引用论证、"卮言"论式与事实论证有相通之处。此三种论式凸显出先秦逻辑的"正名"与"用名"功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所讨论的词项理论。《庄子》中的多篇内容都应用这些论式来论证其思想。

《庄子》“卮言”辨析

对于"卮言",《庄子》用墨要多于"寓言"和"重言",后人诠释,亦莫衷一是。"卮言"是否等同于"天倪"?"和以天倪"还是"合于天倪"?"卮言"是否是合道之言?"卮言"与"化声"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魏晋以来,未得确解。"卮言"异于"天倪",将二者视为同构关系,混为一谈,始于成玄英将"和以天倪"释为"合于天倪",后人忽略,沿循至今。此外,"卮言"也不是可以量化坐实的语言层面上的"言",而是一种整体的言说形式与思维方式,其意涵和特征有六个方面,其中"前后不一、矛盾悖论"和"当道不让、涉道必辩"这两个特征,更是把"卮言"坐实到与"化声"同一层面,即:从价值层次判断,卮言还处于庄子"天人之辨"及"道俗之辨"中"人"或"俗"的第二层面,而非"天倪""天均""齐物""道枢""两行"等道本位的第一层面。

《庄子》“卮言”的意义所在

“卮言”是《庄子》“内篇”特有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思想形式。它由片断组合而成,体现了一种旁逸跳跃、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呈现了“内篇”各篇的思想脉络,是其自我不断否定和超越的思想过程的记录。它与先秦其他诸子作品的经验结论性的思想形式不同,是汉民族尚未开掘出来的思想资源。它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外表上相似,但实质不同,因为其思想流变的过程正是为了寻求本质意义。

《庄子》卮言再辨

《庄子》之文,有“三言”之说。对“三言”的理解,分歧最大、众说纷纭的当属“卮言”。影响较大的如“酒器说”“酒语说”“漏卮说”“危语说”“祝酒辞与优语说”“支离说”等等。但每一种说法,都有其无法自圆的内容。在考查了“卮言日出”“卮言为曼衍”等命题的重要内涵后,论证了“卮言”的文学特质,得出“三言”中“卮言”的比重最小,但“卮言”对庄子的文学意义却是最强大的结论。

战国秦汉觯、卮、樽辨析

樽、卮(含觯、卮两种器物)很容易被混淆,我们通过综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出土实物三方面材料,认为觯、卮共存且器形有别,觯附三足,卮为平底,且觯的等级高于卮,目前考古出土的玉卮应为玉觯。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樽与觯的区分要点是容器的径高比差异,樽口大腹浅,便于盛取液体,而觯口小腹深,便于饮用液体。

庄子“卮言”新考

关于庄子'卮言',历代诠释不一,主要有水卮无执说、酒器说、漏卮说、支离说等,这些说法体现了'卮言'阐释史上的多元化、丰富性及历史创造性,但同时也存在观点依据的可靠性问题。从《庄子》对'卮言'的界定出发进行考察,当具有客观合理性。'卮言'与'日出'、'曼衍'、'天倪'密切相关,'日出'体现了'卮言'变化不息的特点,'曼衍'呈现了其渐变的形式,'天倪'则规定了其渐变的属性或归宗。因此,'卮言'应是以'道'为旨归,具有不同层次的渐变性、推理性的语言。

说“■”

湖北随州市出土的铜方豆盖铭中的■,应是"枳"字,指的是"巵"这种器物,器物是方豆,但自名为"巵"属于青铜器铭文中的代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