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视域下的“中国”与“边疆”——在“历史上的中国”讨论基础上的新思考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持续至今,但并没有得出一个完善的结论,以致“何以边疆”“何来中国”依然是当今学界热议的议题。回顾以往的讨论,聚焦“中国”概念而将讨论带入了“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不利于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中国”是争夺“正统”的需要而被强化,“天下”才是指称王朝疆域的概念。“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少有的能够跳出误区的专论,遗憾的是未得到学界关注。在“整体性”视角下“中国”和“边疆”共同构成了“天下”,并不存在谁加入谁的问题,“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及其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可以用“水系”来比喻,历代王朝(中国)是水系的干流,非历代王朝(边疆)则是支流,共同构成“水系”整体。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演进的历史逻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实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时俱进阐释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1]3,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个实践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历程。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与世界历史意义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超越,逐渐形成了对共同富裕“是何义”“倚何成”“向何去”的创造性回答,并不断深化了对共同富裕的理性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之路是一条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且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不仅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现代化探索,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格局,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百年变局之变、历史启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与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相互叠加演进,而中国也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客观冷静地厘清世界百年变局的内涵要义,是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逻辑起点。中国未来发展,需要顺应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世界矛盾的新变化进行战略运筹谋划。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百年发展走过的道路与取得的经验,有助于更加坚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遵循和道路方向,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把握战略机遇、驾驭战略风险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发展的历史自觉、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写在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历史主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领导体育发展百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5周年以来,基于对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前途的深刻把握,对社会主义体育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对世界体育发展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对人民群众体育需求和期盼的深刻体悟,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国体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发展的历史自信体现在:道路自信指引体育发展的正确方向,理论自信坚定体育发展的理想信念,制度自信夯实体育发展的坚实根基,文化自信铸就体育发展的强大底气。新征程上增强体育发展的历史主动,需要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体育高质量发展,以解决群众关切的体育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奋力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之间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原创性贡献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正确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就是其中的一对重大关系。人类现代化在处理这对关系上积累了一系列有益经验,原发现代化倚重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而苏联计划经济推动的现代化则片面地倚重政府的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了这两种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处理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以实践探索为基础,而实践探索又是以顶层设计为指导的实践探索。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正确处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道路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问题的根本、根据和基础,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探索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有立足大历史观,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避免陷入“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陷阱。要重构史观,了解、学习、借鉴、批判和超越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的思想素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把握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走向及趋势,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5000多年文明史以及100多年党史、70多年新中国史、6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和40多年改革开放史,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要重构文明,以“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成果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与回归、守正与创新,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重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立比较完整、完善的关于中国道路阐释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有关中国道路理论的特色方式、特色理论视域、特色学派,以揭示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要抓紧构建新时代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实现自我视角和他者视角相互交织、比较平衡的文明交流和研究范式。要高度关注当前世界中国学研究中七大具有全局性的“中国问题”,包括汤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李约瑟之问、康德拉季耶夫之问、福山之问、雷默之问、李希霍芬之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不断深化对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形成富有创造性和价值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中国道路的思想建构和实践指导做出历史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独特优势与基本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与艰辛探索的伟大征程中。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属性、政党使命、政党能力、政党组织、政党理论等独特优势为要素支撑成功推进现代化,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拓展的理论架构与实践样态。作为一种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大党支撑和服务大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典范,彰显出鲜明的政党逻辑,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立足新时代新征程,要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守正创新、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独立自主中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使命

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独特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工具。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相对应,国有企业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国民经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提供发展环境到直接引领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变革。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有企业需要全方位凸显使命担当。要在富足物质文明上,以全面强优大的新时代国有企业筑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发展政治文明上,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物质支撑和政治保障;在富有精神文明上,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捍卫者;在提高社会文明上,做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推动者;在共建生态文明上,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支撑者和引领者。

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开放观:方向抉择、重大使命与历史超越

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持续性深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趋向于理性自觉,创造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一个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关头应时而变,创新指引、科学谋划和全面布展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不断作出方向抉择、使命转换和战略调整,进而不断实现时代转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项重大议程是谋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一议程内在贯穿新征程的改革开放观,科学阐明了这一轮改革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旨在谱写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着力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中作出重大方向性抉择,明确解答改革的主要使命、实现路径和战略安排等“时代之问”,奋力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继续推向深入,实现历史的超越。

大历史观视域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作为一种观察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运动规律的思维方法,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应用和创新发展,具有深邃的历史视野、宽广的世界眼光和鲜明的实践品格三重特征。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将其置于深邃宽广的大历史观视域下,坚持守正性与创新性、整体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基本遵循,在具体实践中统筹好“两个大局”,以大历史观为科学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大历史观深刻把握中国青年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长期趋势

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去把握历史本质的科学方法。现代意义上中国青年群体的生成壮大,是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更多地源于内部质变的历史必然,并且在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赋予了中国青年独特的本质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青年工作为中国青年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持,有效克服了西方青年发展模式的固有缺陷,已经并将持续为中国青年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社会时空和发展路径。中国青年世代的有序更替与接续奋斗是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运动顺应历史大势的历史主动,是展现中国青年的历史作用、时代责任、未来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国青年发展模式的核心要义表现为青年群体的整体发展和优先发展,以健康和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劳动实践能力是青年发展的最核心目标和优先发展理念的最鲜明体现。

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迁徙,造就了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于提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终身教育创新:历史基因与推进策略

中国终身教育创新作为一项宏大的现代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变革重大事件,从本然层面上阐释与探究其所蕴含的历史基因与推进策略,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现实的必要性。以此为基点,深入研究与阐明终身教育创新的历史脉络,辨析与诠释终身教育创新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深远思考中国终身教育创新的推进策略,当是中国终身教育创新的应然之举。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历史观多重意蕴探析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蕴含多种独特的重要观念,其中独特的历史观仍有待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遵循。从唯物史观视域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所形成的独特历史观,尤其要重视历史耐心保持、秉持人民至上立场、强调世界历史规律遵循、重视历史规律和大势把握四重内涵意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发展之哲学方向的讨论及其影响

得益于杜威访华,教育专业留学生纷纷回国服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教育哲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教育界酝酿了一场有关中国教育发展哲学方向的大讨论。1934年,吴俊升在天津的《大公报》上发表《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批评中国教育过于讲求“方法”和“制度”,而忽视教育背后的“理想或目标”,缺乏一种教育哲学。吴俊升的论文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姜琦、郑宗海、张君劢、徐伯申等学者参与其中。这场讨论体现了当时教育哲学研究“从模仿到创作”的发展,反映了研究者在促进教育哲学本土化方面的追求,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哲学学科建设。这场教育哲学讨论与教育发展、社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大了教育哲学的社会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历史逻辑及现代反思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简称德法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夏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时期,这一时期,德和法统一于“礼”。西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到秦汉,特别是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德法之争、王霸之争不仅出现在思想领域,也应用于政治军事实践中。这一时期是德法分离时期。第三阶段孕育于汉朝、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通过“引礼入法”“阳儒阴法”及儒生涉政后以儒释法等途径,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形成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法统一的主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合理性包括:其一,“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其二,“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体现了中国传统德法文化的人文性质。其三,“子帅以正”“为政以德”的政治道德观,强调从政者的道德素养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包括:其一,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治(礼德法混合)文化阻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二,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阻碍了法治的民主化。其三,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阻碍了法律和法治的独立发展。

中国恩德文化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是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形成的早期阶段,也是恩德文化的发生、建构阶段。在这个阶段,宗法封建贵族社会向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转化,君主、士阶层与家族三种势力的关系,还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君主的主导性还不突出,士有相对独立性,家族也有相对独立性,而君主要依靠士阶层,国家也要依靠家族,因此恩德文化的建构就强调施恩与报恩的平衡、爱与控制的平衡,以及私恩与公义的平衡等。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传统社会的中期阶段,也是恩德文化的确立、稳固阶段。这个阶段的君主、家族、士之间基本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恩德文化也相对稳固,施恩方对报恩方的控制虽然有所增强,但也受到了限制;同时私恩与公义的矛盾已经显现,但没有发生明显对抗。宋、元、明、清是后期的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其恩德文化的平衡被打破,施恩与报恩关系偏向报恩责任,控制性得到强化。此时的恩德文化也发生了私恩与公义的冲突,私恩被限制,公义压倒了私恩,从而在公私关系、义利关系、理欲关系和家国关系中向公、义、理和国倾斜。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调查研究的历史必然与守正创新

调查研究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优良传统和独特密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调查研究已成为势所必至、时所必需,既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现实需要,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系统工程的有力举措。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推进调查研究的守正创新,其精髓要义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一脉相承,着力推动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的深度融通,努力实现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互动升华。奋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推进调查研究的守正创新,持续聚焦实践、优化制度、提升效能,推进调查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数字化建设,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