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不是对历史过程的经验描述,而是反映现实的真实社会状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史,“历史精神”体现为一种历史发生学的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不是对唯心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解析了人类自由的获得路径问题。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马克思发现了真正探及社会生活本质同时也是文化的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从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哲学道路矗立于现代哲学之林,这就是作为整体哲学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谱系上,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思想承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是表达工业资本主义治理的概念,精神政治学则是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精神政治学发明了“情感工业”“功绩社会”“自我剥削”三大治理手段,使资本主义实现更深层的社会控制与剥削。但韩炳哲对精神政治学的批判,没有为走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性的方案,他反倒认为革命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詹明信的“认知测绘”视角,可见韩炳哲的革命悲观意识缘于其“批判”缺少严格的认识论维度,致使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无法划定出重建主体性及其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而鉴于“认知测绘”被詹明信归结为一种美学批判或文化政治的策略,其理论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为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以“认知测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反思精神政治学批判的局限性,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乡村精神共同富裕的三重意蕴

乡村精神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人民共同富裕内涵的重要维度,它既是走向乡村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表征。正确理解乡村精神共同富裕内涵的幸福要义,需要在历史的维度中明晰共同富裕与美好生活的逻辑关联。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乡村精神共同富裕,其内涵指向充分涌现的自由时间、积极构建的和谐劳动、自尊自信的精神样态,旨在摆脱乡村场域内的精神困境。乡村精神共同富裕需要给予人们更多精神的关切,在物化逻辑的扬弃中追寻精神自由、提升精神境界,并依托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劳动实践,在自由劳动的联合中创造乡村精神生活新图景。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在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列斐伏尔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在今天,就是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

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与时代价值——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利益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评判主体的有机统一。在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作出“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论断,提出“两个是否”的改革评价标准,科学回答了改革为了谁、依靠谁、改革成果由谁分享、改革成效如何评价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共同奋斗,让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改革才能成功。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理论,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是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遵循。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历史唯物主义人类解放原理视域下的焦裕禄精神研究

人的解放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始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历史唯物主义人类解放原理涉及人的政治解放、人的社会解放、人从自然界获得解放、人的经济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等多个维度。历史唯物主义人类解放原理与焦裕禄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五个方面相契合,显示出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文明形态划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释读

历史唯物主义是释读文明形态及其类型划分的科学方法论。不同于被遮蔽在西方理性主义叙事中的文明形态划分范式,马克思、恩格斯以物质生产为切入点,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共同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文明形态划分的根本依据。他们从文明的物质形态、社会形态、地域和民族、国家形态以及价值形态的总体性视角,科学、全面地揭示了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问题。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划分革命,贯通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历史观、人民观和世界观的理论特质,内置着辨识文明形态“新”与“旧”的科学方法,以及构建新文明形态的路径指引,开启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

人类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因而不需要自己给自己立法,动物天然置身于自然法则之中而获得了物种永久生存的保证。人类因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生产”,这等于没有固定的“尺度”,因而需要自己为自己的永久生存完成立法。西方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类物种作出种种生存立法,但这些立法基于唯心论世界观抽掉了人类物种的“自然生命”基础,所以仅仅为人类物种的生存完成了抽象立法。这一抽象立法把人类物种的“精神生命”从“自然生命”中剥离出来,因而无法保证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马克思从唯物论世界观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形态的演进规律,把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确立为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之法,最终完成了对人类物种实现自己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基于“资本”范畴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变革、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赋予政治经济学范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内涵,发动了“术语革命”。从资本范畴来看,马克思批判并革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物的观点,揭示了其“社会关系”本质,归正了对资本的理解,开显了资本的本真意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不仅起到了革新政治经济学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实、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及其后果

葛兰西哲学的整体逻辑结构来自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突出特征是在部分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有效性的基础上,确认“市民社会”的主导性作用,并在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域之外开拓出文化斗争的新领域。“文化领导权”问题事实上成为“市民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介”,绕开了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要性问题的关键表态,最终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其作用的分析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文化运动中领导作用的忽视,源自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误读。这种忽视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症结”所在。

流动空间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现实转换——对卡斯特传播权力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革新,卡斯特将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全球化等特征的流动空间设定为网络社会特有的空间形式,并以此为前提对流动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建构及其现实转换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在现实的推动下,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从精英转向大众、权力载体从网络公共空间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权力变革目标从政治改革通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现实转换发生的条件首先在于作为流动空间权力关系新载体的大众自传播的兴起,另一个更为基础的条件则是处于被权力压制的大众通过对恐惧情绪的克服推动了网络社会运动向前发展,并且具有重建公共空间的潜力。卡斯特以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为研究对象所建构起来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理论构想,为数字时代的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重大现实议题注入了思想活力。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人口规模巨大”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判定中国发展的科学原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的哲学根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表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践行“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来源。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文明”

现代“文明”观念的诞生史表明,从单数形式到复数形式,越来越有合理性;从针对个人到针对社会,越来越有复杂性和深刻性。通过区分“文化”与“文明”,整合德国、法国、英国的不同立场,马克思把生产方式看做现代文明最关键、最基础性的层面。这种理论立场和方法具有更重视广大民众、侧重文明底线和标识文明的世界主义特质的优点。虽然马克思更关注文明的高限和前景,但同样重视文明的底线,并把对人自然本能的管理约束视为文明的重要体现。虽然更重视劳动-社会关系,但劳动-自然关系更基本。在自然和劳动的结合中看待现代世界,认定两者的相互制衡、相互协调共同支撑起现代文明的根基,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如果说,一般生产在自然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是人的第一次文明提升,那么,通过革新生产方式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是人的第二次文明提升。第二次提升正是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

法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法治既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的产物,又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虽然古今中外对法治的理解和阐述众说纷纭,但是法治作为一种规则之治是基本共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法治的起源和本质入手,发现法治有阶级性、共同性、工具性的特点,法治的基本要素是:(一)法治意识;(二)法律制度;(三)法治行为。

聚焦城市的“照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研究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握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表达,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定、重要根基、关键环节、价值旨向、根本依托、未来发展,形成了逻辑严密、自洽而内求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形态运动规律为历史限定,在破除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厚植中华文明底色,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新时代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对人民历史主体性的深刻认知,习近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其内在逻辑的个体结构,呈现其内蕴的丰富意涵,既有助于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更有助于站在世界历史维度,着力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指引。

分工、所有制与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比较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两个文本都探讨所有制的话题,但在具体观点上有诸多区别。前者以分工为主要线索,表明分工决定着所有制的形成和变迁,由此决定社会历史的运动。这是一种“分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它隐藏着经济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完全放弃分工的视角,明确地突破Eigentum的传统词义并赋予此词以“所有制”的内涵,从新的角度出发来定义和理解所有制范畴,认为在具体层面所有制由社会的具体因素决定,由此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很好地克服了“分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潜在的缺陷,表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性、完善性和深刻性。把握这两个文本的这些区别,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