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陈独秀对“封建”意涵的探索——中共“反封建”话语的初步形成与发展

推翻晚清帝制、民国建立后,政治并未像辛亥革命者所期盼的那样使人民永享太平,反呈政纲失序、军人乱政、国家分裂的危险境地。在此情景下,胸怀拯救民族、改造国家的"新青年"知识分子逐渐积聚到一起,其中一部分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核心人物正是陈独秀。他站在五千年文明中国与近代西方文明交汇的"五四"潮头,挟欧风美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新知,提出了关于近代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其中,"五四"前后十余年间关于"封建"意涵的探讨和"反封建"思想理论的构建,主要是由他提出并逐步形成初步的理论支点的。这些理论在中共早期的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价值,值得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

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

以“反封建”作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借来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主义表述。陈氏的“反封建”命题忽视了中、欧、日历史的巨大的差异,开泛化“封建”之先河。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五四“反封建”的口号。

回归“憩园”的巴金如何“反封建”--论《憩园》重建人伦模式的构想

自小说《家》问世以来,巴金就与“反封建”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家》的出走到《憩园》的回归,可窥见巴金关于重建人伦关系模式的深刻思考。本文试图从文本细读等微观角度重新审视回归“憩园”的巴金是如何“反封建”的,以期丰富关于巴金“反封建”内涵的阐释路径,从而进一步呈现“五四”新文学“反封建”的复杂面向。

如何看待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反封建”

"反封建"是现代语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反封建",不是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亦非表现为"寡妇再嫁"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所说的"封建",自是保守与落后的代名词。在这样的基础上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反封建",其实是对他们张扬个性的肯定与褒奖。

《红楼梦》矛头对准的是等级观念而非专家认定的“封建社会”

红学界广泛流行的“反封建社会”与贾宝玉的“叛逆性”观点乃伪命题,《红楼梦》矛头对准的是被研究者忽略了的等级观念:展现了等级上层对于等级下层人身的欺压与利益的掠夺,也没有掩饰等级下层的“唯上是从”与对自己厄运默然承受的奴性,并在行为上形成了上层维护与下层遵从的习惯性自觉。曹雪芹揭露与批判了等级观念,尤其“男尊女卑”对下层尤其是对妇女命运的扼杀,控诉了等级观念乃万恶之源,为《红楼梦》搭建了别样的书魂,在深层上挖掘出中华文化最应摒弃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政治淬炼、思想提纯与话语裂隙——“十七年”时期的《宝莲灯》戏曲改编考论

“十七年”时期《宝莲灯》戏曲改编的中心任务是提纯“反封建斗争”主题思想,受此影响,修改原本三圣母与刘彦昌相遇相恋的“一见钟情”和“才子佳人”式痕迹,强化三圣母和沉香的反抗斗争笔墨,加深对二郎神凶恶行为的描写,更改“二堂放子”一折与《宝莲灯》全剧的风格不统一现象,成为当时各种《宝莲灯》改编本的重点。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刻意规避“一见钟情”和“才子佳人”的俗套,容易陷入一味用新中国意识形态来拔高传统戏剧的“反历史主义”流弊;在强化三圣母和沉香的反抗性场景时,前者的艺术性风采明显盖过了后者的政治思想力度,致使恋爱结婚与沉香救母两段故事情节产生了错位;加重二郎神的罪恶残暴举止,则限制了对二郎神内心矛盾复杂性的触碰;无论是局部修改还是完全删除,“二堂放子”一折与全本《宝莲灯》之间的矛盾又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凡此种种,都使得戏曲《宝莲灯》的改编过程时见话语裂隙的面影。同时,“十七年”时期各个剧种的《宝莲灯》改编,又对妻妾和睦的传统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孝道表达了或隐或显的认同,这说明即使是被提纯的“反封建”思想主题,实际上也暗含裂隙。

《孔雀东南飞》主题驳议与新探

《孔雀东南飞》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中国古代叙事长诗。这里对以往文学史认定该诗的"反封建"主题提出质疑,并从创作者、编纂者和接受者三个角度分析论证了该诗主题的定位问题,认为"讴歌爱情"才是本诗的主旨所在。

何种“反封建”?——《狂人日记》经典化考论

《狂人日记》的背后是一串长长的阐释史，作为现代文学重要作家鲁迅的重要作品，对它的阐释不仅关乎鲁迅研究也涉及众多的现代文学史问题。自“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以来，几乎每一次文学史研究的深化或范式转移，都会带来对《狂人日记》阐释视角和中心的变化。从《狂人日记》的经典化到对经典的再阐释，对其研究深化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脱离历史语境的过度阐释，

由爱姑的“钩刀样的脚”论定《离婚》的主旨并非“反封建”,又由此论及鲁迅的“身体记忆”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精读鲁迅”，直接违背了鲁迅本人对如何读书的建议。我们都记得鲁迅的主张是“随便翻翻”。此即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什么是“甚解”呢，就是如今说的“过度诠释”。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穿凿”。

《红楼梦》教学的一个误区

《红楼梦》以它丰富的生活内容、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但受“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影响，在许多地方只要谈起《红楼梦》，必说它具有“反封建”思想。可以说，有许多是盲从和人云亦云。

“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

作为一段被符号化了的特殊时期,"80年代"正在陷入一场多方合谋的书写竞赛,事关"80年代"本来面目的许多重要问题正在被肆意改写和重构,其肇因皆在于对这一思想史上特殊时段的思想主线有意无意的背离。"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整个"80年代"文化思潮的演变环节依次是"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再往后才是所谓"文化热",而贯穿各个环节的中心线索是对"文革"的反思。"启蒙"是整个"80年代"的基本属性,从"反‘文革’"到"反封建"到"反传统",全都是在"启蒙"。因此,整个"80年代"都属于"新启蒙"时代。

租界里的民国机制与左翼电影的边界

左翼电影的边界问题,需要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机制,进入租界化上海的文化场域,才能做出符合历史的解答。"借鸡生蛋"的方式决定左翼电影的边界不能完全由编剧或导演的左翼身份来确定,相当一部分左翼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并不是左翼人士。"反帝"、"反资"、"反封建"的主题是30年代国产电影的时代话语,不为左翼电影所专擅。以电影检查制度和左、右翼对立的逻辑来确定左翼电影的性质,同样面临挑战。实际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新兴电影"的称呼更为妥当。"左翼电影运动"概念也只能在"左翼的电影运动"的意义上使用,而不能理解为"左翼电影的运动"。

对新文化运动的再反省

1915年9月15日,一本名为《青年杂志》（自第2卷第1号起更名为《新青年》）的期刊在上海出版,由此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实事求是地说,创刊伊始,这份杂志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继起的“新文学运动”、五四运动将其推至舆论的中心,使之最终成为影响现代中国发展的一份重要刊物。今年9月15日,是它创刊100周年的日子,当再度省察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想，我们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称它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陷入了某种认识上的误区？不错，表面上看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基本诉求似乎一脉相承，但毋庸讳言，其中也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当新文化运动被以“反帝”、“爱国”、“反封建”著称的“五四”一词所限定的时候，这场运动的思想诉求就已经被历史学家们悄悄地遮蔽了，流风所及，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向简单化、情绪化的方向发展，在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它更为复杂的内涵。

佛老哲理与《红楼梦》

《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论不休而迄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重要问题。五、六十年代，持市民说和农民说的两派影响最大，认为《红楼梦》是“反封建”或揭示“阶级斗争”的。他们使用贴标签的方法进行批评，实际上与主观臆断的旧红学索隐派并无区别，结论虽异，但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在此，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而解释《红楼梦》的某些思想、感情、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