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骚“发愤抒情”的美学特质及影响

屈原作品中的"发愤抒情"模式,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既是其完成抒情主体精神建构的方式,也是其实现人生悲剧艺术化的手段。借助它,屈骚完成了从神话、巫歌形态向精神探索和心灵呈现的生命诗学的转变。正由于此,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原则而趋向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特质,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流程中,它规范着古代诗文与现实及作家心灵之间的关系状态,成为一种原型范式。

“发愤”抒情,神通质异——屈原和司马迁“发愤”抒情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都有"发愤"抒情说。二者相通于"发愤"的精神,但"发愤"抒情又有其内在不同的品质,这不仅是个体"发愤"抒情之差异,更是时代精神的差异。

“发愤以抒情”视域下对士人处境的思考

"发愤以抒情"是屈原骚赋的基调,它是个人忧愤和忠君爱国的情感交织,是个体与国家政治相冲突的真切表现。士人阶层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在西汉时期处于从属地位,其文化属性大于政治属性,到东汉其重视度提升,对士人的品行也有了新的关注,而魏晋士人有着高度的自我觉醒意识,宋代士人则呈现出士人面对双重角色的自我矛盾。士人阶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自身双重身份的属性也越发明显。士人阶层自我身上呈现出的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的这种张力,是士人在入仕时不可避免的尴尬,也是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固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