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归自然：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以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重在揭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等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为例,阐释分析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和审美价值,探讨"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轨迹。

维汉“发愤著书”说之比较

古代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发愤著书”说文学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相同点是:双方都注重通过著书使自己声名不朽,并看重抒写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不同点是:维吾尔族注重著书的社会历史作用,汉族关注主体感性生命的延续,而且强调在身体残废的情况下发愤著书;维吾尔族则看重知识文化的传播。

浅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代都有与之一脉相承的理论论述。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一理论有它的合理性，它揭示了作家的痛苦经历与创作才能、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

明清小说理论“发愤著书”说的形成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自先秦,最初用于对诗文和史著创作动因与目的把握的批评中,明代之后引入对说创作、批评领域,经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大家阐发、丰富和发展,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发愤著书”说看元代散曲创作

以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为主要依据,探讨元代散曲创作中感情充沛、不拘一格的写实激情之所在,从元代社会背景对元代散曲作家们的压抑与排斥说起,进而讨论到元代散曲内容中对传统的颠覆,包括批判现实、男女情爱、遁世隐逸和作家自我形象等。接着论及散曲形式和语言上的特点,与情感的抒发相适应,成为一种独特的宜于抒情的文学体裁。

论“发愤著书”说的生成原因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和其扎根的文学土壤直接相关，而且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艺术心理学解读

古往今来,人人有怨愤,时时有怨愤。然而艺术家之所以高出常人,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因为他们能通过一己之体验,洞察人类的普遍境遇,并通过愤激的情感表达其深切的人文关怀。在怨愤情绪的支配下,艺术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在痛苦的体验中,他们不断寻求着拯救的途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学说印证了这个道理,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不无启示。

“发愤著书”说对“诗可以怨”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滥觞是孔子的“诗可以怨”,但其并不是对“诗可以怨”的简单继承,更是一种发展。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对“诗可以怨”这一理论在情感表达范围、情感强烈程度以及具体的文学创作等方面都有所突破,而这一理论发展与司马迁个人的学识和创作经历密切相关。“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对后世作家文学创作和理论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

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观照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亦深蕴层次丰富的人格精神与文学价值。在“集体记忆”的观照下,司马迁通过“发愤著书说”,首先,实现了个体在情感、现实以及精神层面对于生命困境的超越;其次,历代失志之士皆可如司马迁一般从圣贤这里找到现实路径和价值归属感,进而营造了一个“记忆场”,在这个场域中相互学习、记忆、共享;最后,“发愤著书说”所树立的穷且益坚的人格精神基于司马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死得其所”价值观的沉淀与凝铸,并使其有了进一步升华。此外,就文学价值而言,用典的极致化是“集体记忆”不断被塑造层累的主要文学手法,司马迁据事类义、援古证今,极大地提升“发愤著书说”的情感张力,展现使事用典的艺术魅力。

从接受视域梳理和考辨唐前“发愤著书”说的嬗变轨迹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提出的创作理论,它以情为中心,揭示了儒家"入世有为"的创作精神和"有为而作"的创作原则。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历朝历代的研究者基本上集中在发掘和阐释"发愤著书"理论这一客体自身的文化内涵方面,而忽略了受众群体对这一理论认识和接受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决定作用。运用接受美学理论,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分析,从接受视域呈现"发愤著书"理论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而梳理"发愤著书"在唐前的嬗变轨迹。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对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受到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影响。揭示了文学艺术创造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理论的一个优良传统。在理论上对后世的诗、文甚至是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从不同角度丰富、发展了"发愤著书"的思想。直至今日,这个传统仍在发展中。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析

《史记》是史学、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其中也反映了司马迁的文学观。本文谨以《太史公自序》一文为主要依据,参考《报任安书》及《史记》中与文学有关的篇章,分析司马迁"发愤著述"说的产生原因、内在精神及价值,力图以此来解析司马迁文学观的内涵及影响。

小说“发愤”论对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小说“发愤”论是在诗学“发愤著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二者所涉及的对象不同，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情感内涵及表现维度上更存在根本性差异。小说“发愤”论对诗学“发愤著书”传统的继承带有反叛的意味和挑战的姿态。

试论“诗穷者而后工”的内在原因

“诗穷者而后工”是由“发愤著书”衍生出来的子命题。其产生具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为“穷而发愤”,其文“要约而写真”;二为“穷而发愤”,其文能“写人情之所难言”;三为“人穷则诗工”;四为“欢愉之辞难工,穷愁之言易好”。“诗穷者而后工”其实道出了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主体的内在动力问题。

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现代启示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后,受到春秋时代"三不朽"思想的启示和古圣先贤榜样的感召,"隐忍以就功名",在生死炼狱中悟出、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死观、荣辱观,并将其从讲究气节,维护人格尊严的层次,提高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层次,坚定了通过"发奋著书"实现人生理想的信念,决心为中华述史,为民族写心,最终完成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文艺思想简论

司马迁散见于《史记》诸篇的文学主张,可说是"成一家之言"。他的"发愤著书"说,他的"溯流别"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司马迁对蒲松龄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探讨司马迁及<史记>对蒲松龄的影响.在文学思想方面,蒲松龄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精神,提出'寄托孤愤'理论,并把它应用到小说创作中;在文学创作方面,<史记>传记体结构影响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论“穷而后工”及其原因——读钱札记

太史公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身残名丧,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差里,演《周易》;孔子启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在《报任少卿书》中亦有类似的论述。后人把司马迁的这种文学思想概括为“发愤著书”说。

《西汉文学思想》序──兼述一些关于西汉政治、经济、文化的断想

本文揭示：（一）、汉朝建立后实行稳定法制与保护商业、开放经济政策，积累了空前雄厚的国力；（二）、西汉时思想文化领域比较宽和，诸子学派都得恢复、发展、交流和综合，巨著《史记》正是这大环境中产物；（三）、“壮丽”为这大一统时代的审美理想，以“丽”论赋也早于被称为“文学自觉”标志的三国曹丕“诗赋欲丽”说；（四）、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有其偏颇之处。

“文穷而后工”说

绝美的风景,常在险峰。动人的故事,往往都是悲剧。尼采说,一切文学,吾爱以血者。这是就文学作品而言,有血有泪的悲剧最能动人心弦。从作家方面看,则伟大的作家,大都拔出于苦难不幸之中。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语道破此中奥秘:“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至宋欧阳修则更为明白地提出“穷者而后工”之说。漫漫中国文学史,多少文人辛酸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