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司法实践及法官考量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均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应考量受虐妇女杀夫的社会成因和现实处境、受虐妇女杀夫的心理状态、被害人的过错、受虐妇女是否有自首情节、受虐妇女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典型既有判决对案件的借鉴价值及社会性别视角等因素。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对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冲击

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也是各国刑事立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作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已广泛运用在西方的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也遭到该理论的冲击。我们应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专家证言引入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以体现司法公正和对受虐者人身权益的保障。

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中国实践的分析

在西方国家,女性主义的运动以及理论的发展不断地唤起女性沉睡的意识,女性逐渐将目光转向家庭暴力领域,加上法医学的进步,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女性权益在法律方面的"护花使者"。此理论对中国有一定借鉴价值,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些以男性价值观为主导的立法加以重新审视。而在具体层面上,该理论可以为中国刑事法律中增加规定"因长期受暴而被迫伤害,杀害施暴人的犯罪是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各地法院面对此类案件与酌定情节从轻判判断中,出现裁判不一的情况,最高法院可通过各种途径发布指导性案例,解决此类案件裁判相差悬殊的问题。

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法律思考

西方国家提出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该理论作为妇女长期受虐待而被迫杀夫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并没有明确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可采证据,致使受虐妇女以"遭受家庭暴力"为由要求减轻处罚的主张常被法庭以"没有证据支持"为由拒绝。许多"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难以得到公正的处罚。笔者认为对于受虐杀夫案件应区别情况对待,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分析考虑,一旦分析案件当事人确属长期遭受暴力,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应减轻处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受虐妇女综合症”对正当防卫要件的质疑——由刘栓霞受虐杀夫案说起

由刘栓霞受虐杀夫案引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法律适用,并指出了它对传统正当防卫的质疑。旨在呼吁:司法实践中,在处理受虐妇女杀夫案时应当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受虐妇女“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重要理论依据,以体现司法公正和对妇女人身权益的保障。

论正当防卫制度在家庭暴力中的突破——从“受虐妇女综合症”角度

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正当防卫制度,为保护家庭暴力中的受害妇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我国这一方面尚是空白,为了使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更加合理,也更好地减少家庭暴力,我国应以"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突破传统的正当防卫制度,只是在现行条件下,这种突破不应操之过急,相关立法领域也需做出变革。

“杀夫案”中的期待可能性与恢复性司法——由“受虐妇女综合症”引起的一些思考

受虐妇女杀夫并不是司法实践中的个案,这些案件也表现出相当多的共性和特点,但针对这些,量刑标准极不统一,量刑也普遍偏重。普通法国家比较接受"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可采证据。但这种理论本身也有一定缺陷,且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内作为正当防卫是不适当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可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缺乏适法期待可能性,在一定的基础上适用恢复性司法。

关于受虐妇女综合症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思考

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和尊严的最严重的践踏,严重破坏了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文章通过介绍国家通行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概述、理论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探讨如何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

“受虐妇女综合症”在正当防卫中的运用

一、受虐杀夫案引发的法律思考2005年北京市发生一起弱妇锤杀前夫案。53岁的李某与丈夫张某离婚后，因两人仅有一套住房，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判决双方各分得住房中的一间房屋。李某却因此长期忍受前夫的骚扰，派出所出警20余次都不能解决问题。2004年1月20日凌晨，张某突然持铁锤猛砸熟睡中的李某外甥孟某，并将其砸伤。听到孟某的呼救后，李某和姐姐冲出来与张某搏斗，并夺下铁锤。后张某又抓起打火机，欲点燃屋内的汽油，结果被李某姐妹俩按倒在地。李某姐妹俩后用铁锤将张某打伤。在姐姐送孟某去医院治疗后，李某害怕力气比自己大的张某起来反击，加上长期受张某骚扰，一气之下持铁锤将张某砸死。

受虐妇女犯罪之量刑轻型化探究——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视角

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受虐妇女"以暴制暴"的犯罪现象,文章主张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考虑事出有因及受虐妇女所处的特殊情境,对受虐妇女量刑适当轻型化。文章提出受虐妇女犯罪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性,认为不仅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受虐妇女犯罪量刑轻型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将更好地体现民意与合乎刑法谦抑性。受虐妇女犯罪量刑轻型化将有利于保护受虐妇女,促进家庭关系逐渐和谐。但是要实现此目的,就有必要多管齐下,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着手,进行配套改革,文章也在此基础上提出受虐妇女犯罪的量刑轻型化的可行措施。

家暴案中受虐妇女“以暴制暴”行为的正当防卫适用

家庭暴力中受虐妇女"以暴制暴"最终将丈夫杀死的惨案,受到了司法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在家庭暴力中杀害施暴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受虐者,其暴力行为具有一般暴力性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在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等要素上区别于一般暴力性犯罪。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九条对家庭暴力进行合理限度内的制止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鉴于受虐者特殊的状态和我国对正当防卫条件的严格限制,"受虐妇女综合症"可以为正当防卫各要素提供归宿,解决因防卫时间和防卫限度缺失使正当防卫难以应用的困境,为家庭暴力的受虐者在定罪与量刑上提供依据。

家庭暴力下受虐妇女杀夫案的量刑研究

近年来,家庭暴力下受虐妇女犯罪案件的量刑具有轻缓化的趋势。“受虐妇女综合症”和被害人过错是导致杀夫案中受虐妇女量刑轻缓化的重要原因。通过分析“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特征,论证了其可以从轻、减轻量刑的原因以及法律依据。被害人过错作为从轻、减轻量刑的考虑因素,“责任分担理论”和“谴责性降低理论”是其理论依据。运用循证方法,通过建立案例库,扩大法官考量被害人过错的经验范围,从而解决此类案件量刑失衡的问题。

家庭暴力中受虐妇女伤夫案件的出罪化研究

在受虐妇女以暴制暴伤夫案件中,主要有因不堪忍受长期被家暴而被迫伤夫和偶尔遭受家暴在互打过程中激情伤夫两种情况,若均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又缺乏相当行为的刑罚必要性。利用充满同情者眼泪的期待可能性及饱含“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正当防卫理论,结合刑法不以犯罪论处的但书条款作为该类案件出罪路径,不仅可以体现刑法罚当其罪的原则,更有利于家庭关系及整个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

论受虐妇女事后反击行为出罪事由——以紧急避险二分说为视角

受虐妇女事后反击行为难以通过正当防卫出罪,但由于其符合防御性紧急避险,存在向紧急避险寻求出罪的可能。防御性紧急避险的法理基础是社会连带义务,因此对生命的避险因超出社会连带义务界限而难以阻却不法,但基于责任和不法双重降低的双重罪责降低理论,受虐妇女事后反击行为得以通过责任阻却事由为例外的紧急避险二分说出罪。

论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家庭暴力案件审理中的运用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是西方国家对以暴制暴的杀夫妇女减轻或免除罪责的一种理论工具。该理论通过对暴力的周性及后天无助感的分析,确立了以暴制暴的杀夫妇女构成正当防卫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该理论适用于民事域的可能性,主张暴力的周期性可以成为法官认定家庭暴力存在的基本证据。

家暴案中受虐妇女杀夫行为之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

家暴案中受虐妇女不堪忍受施暴者长期的暴力行为而将施暴者杀死的非对峙型反击行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都是在量刑上给予轻判,在定罪上并没有给此类行为以妥当的刑法评价。"受虐妇女综合症"说、将存续多年的家庭暴力视作整体行为或是正当防卫适用时间条件扩大化,这几种主张都不能成为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依据。强势性位于正当防卫和攻击性紧急避险之间的防御性紧急避险可以被我国现有的紧急权体系接纳,其可以针对危险源实施还击,为非对峙型受虐妇女杀夫的行为提供了一条合法化出路。

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出罪可能性探究

在探究受虐妇女反杀案出罪事由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借助正当防卫和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观点进行论证。但其引用的理论学说都不符合我国刑法基本通说,不仅不能令人信服,也缺乏必要的实施基础。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论证受虐妇女反杀的出罪事由,将会为受虐妇女提供新的出罪空间。受虐妇女在长期遭受持续的暴力循环下,没有有效的救济途径,很难要求其具有期待可能性,应当以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宣告受虐妇女的反杀行为无罪,我国刑法中虽未规定期待可能性,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逐渐受其影响,因此以期待可能性作为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出罪事由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对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的理论反思与路径建构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从女性视角解释了受虐妇女杀夫的合理性,为受虐妇女刑罚的减轻甚至免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受虐妇女综合症与待证事实具有相关性,涉及专门性事实问题的认定,属于专家证据。在中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框架下无法对受虐妇女综合症做出鉴定,《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不具有鉴定人资格的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相关规定及所依据的法理也存在互相矛盾和冲突之处。在此背景下,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证据资格不明确,面临着证明力不足的风险,无法有效改善受虐妇女杀夫案量刑失衡的现状。本文认为,在(不具有鉴定人资格的)专家辅助人角色扩张的基础上,将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性质明确为证据,是一种有效应对与消解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所处困境的可行路径。

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意义、局限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美国“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分析,认为这个概念主要被用来打破陪审团关于性别与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用来证明被告合理确信自己面对紧迫的危险,需要进行自身防卫。它并没有颠覆传统法律教义,只是在既有的防卫学说中纳入性别视角。同时,“受虐妇女综合症”在事实维度上面临科学视角的批评,在价值维度上面临女性主义的批评。本文认为,中国需要进行批判性有选择的借鉴。尽管中国在规范中并没有出现“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概念,但无论是在实体法领域,还是在证据法领域,事实上已经部分接受了这一理论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中国应该用“受虐妇女社会调查报告”来代替“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不但可以去除美国概念中的病理化效应,也可以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同时也与我国刑诉法中既有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一致性。

关于家庭暴力中受虐杀人的法律责任分析

从刑事法律角度关注因家庭暴力导致杀人的这一特殊刑事犯罪人群,从受虐人杀人量刑一般都较重的立场出发,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借鉴国外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充分考虑杀人的动机和原因,寻求一种符合我国立法精神的处理思路和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