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风变雅”:陈衍诗学的认同取向

“变风变雅”是传统诗学术语 ,由汉儒提出后 ,作为一种诗学型态 ,表示的是社会时代变迁与诗人生存感受的绾合 ,反映的是在诗学精神修养中的经世思想 ,以及其中应有的对诗人主体“内质”的要求 ,在近代陈衍的诗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定和重视 ,并成为他的诗学观念的认同取向。

“变风变雅”与春秋文学的精神转向

"变风变雅"意味着春秋文学新的精神气象与格局。春秋文学的"新"与"变"不仅仅是经学家指责的消极意义上礼崩乐坏的政治转折,更是积极意义上新的人文思想和审美思想的精神涅槃。经历地坼天崩的政治变化,春秋文学主题发生重大历史转向,由一味地英雄崇拜和颂扬转变为对天命的质疑与对政治的揭露和批判,由宏大的历史叙事转为广泛社会生活的生动描写,一大批生动的君子形象出现在春秋文学的历史舞台上,形成《黍离》式心理忧伤模式。文学的形式也由矜持庄谨转向清新活泼,在审美上也由雍容冲淡的写意式描写转向铺陈写实的表现方式。

《诗经》的作者是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吗？——读《（诗经）“变风变雅”考论》

《诗经》一直被称做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亮点，其实“文学”二字是后人加给它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诗经》如百科全书般涵盖着当时几乎所有的精神文化现象。闻一多曾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①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诗经》都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它不但是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薮。

文士的不遇与文学中的士不遇主题

(一)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士的“不遇”,作为文学所表现的一种普遍的生活现象和文人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却始终伴随着文学创作。 先秦时期,当田野、里巷的青年男女,将其艺术才华倾注于婚姻爱情的生活内容而“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时,“变风变雅”作者便在“周室大坏”的社会变动中,创作了古典文学史上第一批反映士不遇之主题的抒情诗篇。诗人大都是这式微时代的卿士大夫,他们以特有的敏感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动,因而伤时忧乱,怨天尤人,一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情溢于言外。正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所云:《瞻叩》、《召昱》之诗,“皆忧乱之将至,哀痛迫切之音。贤者遭乱世,蒿目伤心,无可告愬,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

《毛诗序》与“美刺说”

“美刺”之称,溯其源当在先秦。据朱自清《诗言志辨》考证,本于《春秋》传家。公羊、谷梁解说经文时多用“褒贬”、“美恶”诸词。例如,《公羊传·隐公七年》:“《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谷梁传·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向之师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齐侯之功也”。

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

本文梳理了中国古典诗学中“诗史”这一重要概念的演变脉络，着重发掘了传统文人在阐释“诗史”的过程中所遗留的思想经验和历史隐秘，认为“诗史”之所以能够出于杜诗学而广播于诗学领域，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着诗史大传统的人文底蕴，而“诗史”

诗赋·辞赋·赋颂——两汉辞赋文学的方向性及其认同问题

通过辨析"诗赋"、"辞赋"、"赋颂"三个称名与其间多种复杂纠结的关系,本文对汉代辞赋文学的体制与价值观念的方向性问题进行辨证。将两汉辞赋文学由讽谕而颂德的价值取向的变迁,与西周中后期以降"变风变雅"传统、"去《楚辞》化"、三代"雅颂正声"等方面联系起来观察,得到对两汉辞赋文学史更为通达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