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缘于史料观念的转变、疑古学说的刺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与学术使命,考古学兴起之后,旋即受到民国时期史学界的重视,并且考古材料被运用于古史书写之中。当时的史前考古成果打破国人上古黄金时代观念,“拉长”了中国古史,由此重塑了国人的“史前史”认知和民族自信心。而殷墟考古成果,不仅使“商史”书写有更为明晰的时间序列,同时根据殷墟出土物,还可考察商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艺术等“意识诸形态”的发展程度。即使当时的考古工作有许多局限,未来考古工作如何发展亦未可知,但许多学者仍期望将来出现满意的古史撰述。在民国考古学发展脉络中,考察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亦可为当今的古史书写和中国特色古史理论结构的建立提供借鉴。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

20世纪初的“古史辨”思潮提出了百年之问,当代古典学、历史学中的疑古、辨古、信古思想均是对其的回应。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说”是该学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同时亦存在方法论、认识论的局限。实际上,早期中国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上古历史,由于传统史学“史以载道”所含蕴的“助流政教”的“资治”功能,古代史家所塑造的文本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国家“礼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少见上古时遍及我国各区域聚落先民的社会活动的史迹记载。“历史记忆”是人类早期史迹的遗留,但是“历史记忆”成为历史文本则有一个被后代史家再加工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往往是史家的史学理念对“历史记忆”进行“层累式整合”的结果。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

池田知久教授为原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他的简帛学及思想史研究都在当今日本学界享有盛名。在2005年3月进行的这次访谈中,池田教授结合中国及日本古典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就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与成果、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法等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评定和论说,当有益于推进我们对上古史的认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胡绳顾颉刚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他逝世的１９８０年。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古史考订、古文献考订、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 2 0世纪初期 ,“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 ,“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 ,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 2 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 ,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一学术史事件为观察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深层次关联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学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努力周报》良好的学术传播效果有关;在随后展开的古史讨论的过程中,《读书杂志》等报刊媒介又为"疑古派"取得讨论的胜利提供了诸多舆论上的便利;而当《古史辨》第一册刊发之时,朴社等出版媒介则为顾颉刚全力推销该书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总之,学术媒介在"古史辨运动"兴起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还扭转了近代史学的方向。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史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重建”成就“疑古”:傅斯年与“古史辨运动”

一般认为,走向"古史重建"的傅斯年提出了若干与"疑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并率领史语所同仁开展了一些"重建"的工作,从而实现了对"疑古"派的超越。但事实上,这些"重建"的观点、工作及成果却往往为"疑古"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可以说间接地推动了"古史辨运动"。是故,若用一个短语来形容二者之间的这一微妙关系,"重建"成就"疑古"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导夫先路:梁启超与“古史辨运动”

在一定意义上,梁启超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导夫先路者之一。在"古史辨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古史辨运动"中的主要学说,还是共同讨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甚至《古史辨》相关几册的编辑,均与梁启超的相关撰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的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古史辨运动"的"学源"问题及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在"新汉学"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顾颉刚对“古史辨”的自我反思

顾颉刚在“古史辨”兴起的学术渊源、研究内容、学术宗旨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或反思。他认为,“古史辨”之兴起乃是多种因素的汇合,是古与今,中与外交融的学术结晶,即怀疑的精神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古史辨”即史家的考辨古史,所辨内容是伪书、伪事、伪史,三者不可割裂;“古史辨”是一项长期的、开放的学术事业,有它自己的路径和旨归,破坏是手段,建设才是目的。

“疑古”与辨伪:顾颉刚与“古史辨”运动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震撼史学界的"层累构造的中国古史"学说,一时间,疑古成为风气。疑古思潮的兴起,不但涤荡着封建残余思想,而且对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顾颉刚为旗帜的"古史辨派",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存疑辨伪"思想之时,也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方科学方法作了吸收并予以本土化。但因时代所限,学术积累之故,"古史辨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疑古辨伪存真的精神,对打破"六经"所建立的古史系统,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古史层累”现象的西方个案探究

顾颉刚创立的“古史层累说”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适用于中国古史研究，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古代史的研究。本文以“古史层累说”的理论为指导，分析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以及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进而通过这个具体个案的研究，来论证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崔述的“考信之学”与“古史辨运动”

清儒崔述不仅是宋代之“怀疑精神”的传承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正是受到了崔述《考信录》的启发,才正式提出了“层累说”。之后,“古史辨运动”转向“古书辨”,张寿林、钱穆等“古史辨”派学人又从《洙泗考信录》以及《读风偶识》等著作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从而打破了“孔子作《易传》之说”以及“孔子删《诗》之说”。最后,“古史辨运动”又转回“古史辨”,顾颉刚又受到崔述《考信录》中“驳五德终始之说”的暗示,撰写了著名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总之,崔述的“考信之学”是“古史辨运动”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

顾颉刚“古史辨”思路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顾颉刚是民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主要开创者,他不仅引领了历史学界的学术思潮,其疑古辨伪的精神也启迪了美术史学界对古代画学文献的考证风气。此外,他还培养了在美术史领域更具影响力的另一位史学大家——童书业。

论“古史辨”派的《庄子》研究

《庄子》一书在我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对《庄子》的研究也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研究著作。其中,"古史辨"派对《庄子》的研究秉承了该派辨伪的特点。文章把"古史辨"派的《庄子》研究分为《庄子》的辨伪、庄子的考辨以及《庄子》中的老子与孔子三类,并以此来分析"古史辨"派的《庄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