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鲁迅文言译作《谩》中的“古字”

晚清时期鲁迅翻译《域外小说集》时的文字复古及异化翻译策略转向背后暗含着超越古今中西的、在世界视野之中想象文明新生之路的线索,同时也与此前几篇文言论文形成文本与文本及行动之间的互文。“谩”字本身形音义符号的指涉及逻辑关系所生成的意义场域,与文本言说之间的隐喻结构与联想机制参互成文。鲁迅以“异化”策略及“古字”翻译安特莱夫的《谩》,此转向与选择背后是鲁迅对晚清中国救亡与新生路径问题的回应,即在世界视野之中重新理解中国、激活传统经验,重新理解“他者”与“自我”的关系。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古今字”内涵异解的学史梳理和学理阐释

现代研究对传统训诂学术语“古今字”的核心指向义在“历时同词异字”之外存在异解。文章从学史上“古今字”“分别文”“后出字”“后起字”的术语关系中,梳理其内涵义产生异解的过程,以正本清源,明其本旨。同时从学理逻辑学角度,说明产生这种异解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不同视角下同一材料具多维属性不等于概念的同一或对立。

上古漢語音系的音位負擔量芻議

音位負擔量,即音位結構功能負擔量,是音系計量中的一項指標,可通過計算音位(或音類)的對立情況,量化音位在音系中的價值。本文以《漢字古音表稿》爲對象,介紹音位負擔量的計算方法,並計算出上古漢語聲調的總負擔量爲3525.0,占23.9%;韻母的總負擔量爲5760.2,占39.1%;聲母的總負擔量爲5437.9,占36.9%。聲韻調的負擔比例合理,符合漢語音系的特徵,驗證《表稿》音系和歸字的合理性。上古漢語音系,從音節載荷(同音字)、音位負擔量、音系羨餘率等方面,與單音節語言的情況相合;從上古音到中古音,雖然出現了一些調整,但没有較大的語音簡化,音位負擔量的變化也不顯著。由此推斷,漢語音系簡化恐非漢語詞彙複音化的誘因,更有可能是其結果。

“饿其体肤”之“肤”解

《孟子·告子下》中的“饿其体肤”中的“肤”字,长期以来都视其为“皮肤”、“肌肤”的意思,其实此处的“肤”同“胪”字,是“肚腹前部”的意思。

论王筠“分别文、累增字”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图

现代学者通常把王筠提出的“分别文、累增字”等同于“古今字”，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源自王筠对《说文》“重文”的研究。王筠发现《说文》存在“异部重文”，而有些“异部重文”是由“一字递增”产生的，这种“一字递增”的重文现象跟汉字的发展演变有关，所以他将“一字递增”分成“分别文”和“累增字”专门提出来讨论，细致分析其中各类情形，一方面揭示汉字孳乳造字的具体规律，同时梳理新造字与“本字删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些因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历时性质的各种字际关系，虽然有的可以归属于“古今字”，但原本不是从“古今字”的角度立论，因而跟“古今字”并不重合。如果认为王筠讨论“分别文、累增字”目的在以新的名目取代“古今字”，那不符合王筠的研究初衷，难以体现“分别文、累增字”的真正学术价值。

论古今字与通假字之关系

古今字的产生途径可以归纳为八种情况,通假字根据通假后的沿变可以归纳为七种情况,其中有十二种可以构成六组对应关系,另有三种不能对应。古今字着眼于字际关系,通假字着眼于字词关系,古今字与通假字之间有错综交叉的关系。对各种用字现象在注释时应视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

介词“从”用法演变浅窥

"从"字起初作为动词产生,后来演变为介词,而"从"字的介词用法,在漫长的汉语发展史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尝试对介词"从"用法的历史演变做些浅显的探讨,主要对比"从"的上古、中古汉语用法和近代汉语用法。本文参考语料,上古、中古汉语是各时期文献,近代汉语以《红楼梦》为主要依据。

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三字”问题(上)

“三字”即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三字”问题主要是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者们对这“三字”的定称和术语界定比较模糊,因而导致古代汉语任课教师在教学处理上没有一个清晰的判别标准,引起学生认识上的混乱。目前流行的四套教材对“三字”界定和判别存在一定的分歧,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判别都有一定的条件和标准,古代汉语教学界对此问题应予以关注,共同扭转大学古代汉语和中学文言文教学乱讲通假的不良风气。

《古今字诂》佚文辑校

张揖《古今字诂》原本已亡佚,幸有部分材料被清代学者钩沉辑佚,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清人辑本共有7种。本文试图对清代7位学者辑佚的90条《古今字诂》佚文材料进行辑校,以期为今后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更为丰富、可靠的材料。

魏晋南北朝“古今字”训诂论略

魏晋南北朝的“古今字”训条多以佚文的形式存在。该时期的多位学者继承并发展了汉儒开创的“古今字”训诂,使其广泛运用于经、史、子等各种文献的注释和训诂专书的编纂中,成为沟通历时汉字同用关系的通行训诂样式,为隋唐之后“古今字”训诂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具有承上启下的学术史意义。

黄侃的“古今字”和“后出字”

本文以《说文同文》《字通》为主要语料,从表述用语出发,探讨黄侃先生“古今字”和“后出字”的观念及其异同,指出黄侃的“古今字”属于“用字”派,跟汉唐学者的认识-致;而黄侃的“后出字”则着眼于字词的产生时代和渊源关系,既不等于“古今字”,也不等于“分别文”.这些概念并非矛盾,所以同-字组根据需要可以同时用这些术语来指称说明.

《王三》重文中的非异体现象刍议

宋濂跋本王仁啕《刊谬补缺切韵》（以下简称《王三》）收录了1600余组重文，这些重文是以记词功能相同为标准而录入《王三》的，并非全是异体字。从构形和功能两个层面对《王三》重文材料进行定性分析，发现除异体字外，还包含假借字、同源字、古今字、同义替换字等，这些重文与异体字有着本质区别。厘清《王三》中的这些非异体现象，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王三》重文。

古代注列“古今字”的材料鉴别与学术价值

“古今字”指不同时代的文献记录同一词项而使用的不同字,凡古人注释过或列举过的“古今字”即为“注列古今字”。注列“古今字”除了典型的“某某古今字”表述,还有许多包含“古”“今”用字关系的其他表述方法,但不是所有含“古”“今”的材料都是反映用字现象的“古今字”,文献正文中的“古”“今”,指称不同时代版本异文的“古”“今”,指称词语变化或同义词的“古”“今”,指称字符职能变化的“古”“今”,指称字形或构件构造功能的“古”“今”,指称字形局部变化的“古”“今”,不构成对举关系的单方面“古”或“今”,都属于这种情况。搜集鉴别注列“古今字”材料,具有学术史、训诂学、文字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价值。

《段注》“古今字”的字用学思想浅析

对段玉裁的训注“古今字”,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其古今字材料的具体内容进行字际关系的分类,或是对其“古今字”界定进行分析。其实段玉裁的“古今字”研究已经不限于单纯的训诂目的,而着重关注词语用字的历时变化,并从多角度探讨古今用字变化的理据和原因。可见段玉裁的“古今字”研究蕴含了字用学的某些理念,使“古今字”研究具有了理论研究价值。

古今字“兑”“说”“悦”“敚”历时考察

"兑""说""悦""敚"为记录同一词位{悦}的古今字。本文以汉字职用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利用书写时代明确的文本来考察词位{悦}的历时用字情况,说明不同用字的字际关系,并说明用字变化的原因。

古今字研究应该重视出土文献——以颜师古《汉书注》古今字研究为例

本文以颜师古《汉书注》中的五组古今字“粤/越”“替(朁)/僭”“■/堪”“悳/德”“菞/黎”为例,具体说明出土文献在古今字研究中的价值。

古今字考辨丛札

本文利用出土先秦秦汉文字材料,考辨了《字诂》等文献中所论及的"■与己""■与亥"等十七组古今字。

元代蒙、汉语言接触在喉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上的表现——论蒙语音系对《蒙古字韵》标音体系的影响

元代汉语受到了蒙古语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蒙式汉语"。这在元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语音上的影响集中体现于《蒙古字韵》一书中,如匣母一分为二就是由于蒙古语中辅音和谐原则的制约,汉语复合元音被拼作单元音也是由于蒙古语缺乏后响复合元音所致。

从八思巴字文献材料看《蒙古字韵》的成书时间

1280年之后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汉语词的拼写与《蒙古字韵》比较一致,前此的则与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1275年的八思巴字汉语文献则已经与《蒙古字韵》非常一致。据此可以推断,《蒙古字韵》1275年已经写定,而直到1280年其大力推行才比较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