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400年史”之说的由来、谬误与危害

所谓“台湾400年史”之说,是将中国台湾“有史时代”的长度界定为400年,将十六七世纪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台湾的“发现”与殖民侵略视为台湾历史的“开端”,是“台独”分子建构“台独史观”的重要基础。虽然该说与连横《台湾通史》的某些表述有表面相似之处,但是内涵完全不同。“台独”分子宣传“台湾400年史”之说的主要目的,一为鼓吹在西方殖民者的影响下,中国台湾历史发展已“脱离中国”,融入世界;二为淡化乃至抹杀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中国台湾与内地之间的长期往来的交流历史。所谓十六七世纪中国台湾与世界“接轨”,不过是当时中国经贸开始与西方接轨这一庞大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古以来两岸有着密切历史联系的证据,更是中国台湾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为此,应正本清源,与“台独史观”进行坚决斗争,向两岸人民传递正确的中国史观。

吴英文化:“台湾公”信俗与两岸的人文互动

“台湾公”信俗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民间文化遗产。作为闽南文化中信俗文化的一分子,吴英文化与“台湾公”信俗有着民俗内生性、传承绵延性与两岸同源性特质。闽南民间信俗中“神的人格化”“人的神格化”的传统特质,是“台湾公”信俗形成与传播重要的人文基础。随着吴英文化遗迹及文物的保护、挖掘和学术研讨、文创赋能的推展,其文化影响力在海峡两岸不断提升。日益紧密推进的吴英文化两岸互动实践与“台湾公”信俗的两岸交流,展现出两岸“一家亲”的“五缘”情结,并日益凸显两岸民俗文化互动发展与融合创新所昭示的文化力潜质与价值呈现。

民进党当局对“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影响

蔡英文所使用的“台湾共同体”的意涵继承自李登辉及陈水扁,并不断拓展其中强调政治价值、煽动两岸敌意的谋“独”意图,以此对抗国家完全统一,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究其本质,“台湾共同体”实为“台独共同体”,服务于蛊惑中国台湾民众对抗祖国内地、逐步达成“事实独立”等目的。为此,民进党当局主要通过全面清除中国元素、推进“台湾国家正常化”进程等途径开展“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在文化认同、法理基础等方面对两岸关系乃至未来祖国完全统一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从中国台湾内外部环境来看,这一构建“台湾共同体”的图谋终将徒劳无益。尽管如此,祖国内地仍需采取有效策略加以应对,如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等。

中国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台湾意识”话语流变及其影响

70多年来,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几经调整,以乡土史面貌出现的“中国台湾史”最终取代了“中国史”的原有地位,“中国台湾”从一个单纯的中国地名演变为一个与“中国”并立甚至对立的主体性代名词,“台湾意识”由乡土情感异化为政治认同。中国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台湾意识”的话语流变,只是中国台湾当局重塑民众身份认同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的其中一环,其严重扭曲两岸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促成中国台湾各派政治势力“去中国化”历史叙事主流化、刻意重构了中国台湾的历史悲情。但无论中国台湾当局如何“去中国化”,中国台湾教科书调整、社会变迁始终内在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

跨越海峡的电波:“台湾放送协会”对中国内地的播音与势力扩张

1931年1月,“台湾放送协会”在中国台湾总督府的许可下成立,标榜为“公益法人”,却采取种族歧视政策,剥夺多数中国台湾人的广播收听权利,加之广告业务受阻,其经营状况不佳。在日方“精心”安排下,“台湾放送协会”加入日本主导的“东亚广播圈”,作为半官方机构垄断经营岛内广播业的同时,在1937年7月后极力谋求对中国内地的播音与势力扩张,成为日本电波“南进政策”践行者。“台湾放送协会”一方面将针对中国内地广播的政策由消极防范转为主动进攻,提高发射功率,建成对岛外播音的专台,播送所谓“兴亚之音”;另--方面派遣职员加入日军录音部队,协助日军建设华南广播网,推销日本制式收音机,将华南广播业纳入“台湾放送协会”系统积极融入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广播新秩序”。“台湾放送协会”作为日本侵华战争宣传机器的性质不容置疑。

“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与学理批驳

“台独”分子为了寻求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不断鼓吹和操弄所谓“台湾自决论”,并将其作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理论基础。“台湾自决论”作为“法理台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实现从“法理台独”到“事实台独”的理论铺垫。当前,“台湾自决论”发展体现出新动向及特征,但该论调在史实与法理上没有任何依据。经过“台独”势力的操弄,“台湾自决论”主要由所谓“台湾民族自决论”和“住民自决论”构成。前者通过塑造所谓“台湾民族”虚假概念来解构中华民族,后者则是歪曲嫁接“民族自决”与“民主”等理论的产物。这两种论调均缺乏理论依据来证明其所谓“自决权”的合理性。首先,所谓“台湾民族”并不存在,更不可能成为国族主体;广大台湾地区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光复后的台湾地区也非殖民地,因此不具备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条件。其次,国际法上并不存在“住民自决”,该论调混淆了自决和分离的概念。“台湾民族自决论”和“住民自决论”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服务于“台独”势力的政治工具,其实质不过是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掩盖真实的分裂行径。以分裂国家、挑战主权为目的而炮制出的各种“自决”理论,必然无法经受住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检验,在逻辑上、学理上根本站不住脚,必将遭遇失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

20世纪80年代“本土化”思潮的骤然兴起与持续发酵,成为中国台湾社会撕裂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政治诉求的催化促使蕴含狭隘“台湾意识”的“台独史观”开始滋生并不断蔓延。原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寻根”热潮中被发掘出的、带有中华民族主义烙印的“反抗精神”,在“本土论”者的历史叙事中开始发生转变,斗争的对象从日本殖民统治者演变成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非武装抗日史及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史成为“本土论”者汲取经验反国民党“威权”与建构中国台湾“民族认同”的重要场域。中国台湾“解严”前后,“本土论”者又妄图“创造”所谓“台湾新文化”,以突显“台湾主体性”,“二二八事件”被解读成中国“殖民”中国台湾的历史悲剧。中国台湾历史文化沦为“本土论”者表达政治诉求的工具,“台独史观”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扩散。

坦桑联合过程和经验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启示--兼论建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由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联合而成。坦桑联合虽然是两个国家的外在联合,与海峡两岸分裂国家实现统一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但是,坦桑联合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可以为我们破解两岸政治难题、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与理论启示。本文首先对坦桑联合的背景、条件及发展过程进行简单介绍,同时总结出由其独特经验和特点构成的"坦桑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国家认同"是关键所在,"平等地位"是重要原则,"渐进整合"是成功保证,"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典型特征。笔者尝试将"坦桑模式"运用于两岸统一的实践,为建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提供初步的思考和建议。建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要重视"国家认同"的建构,要体现两岸关系的"渐进发展"特征,要体现两岸的"平等地位",要对"港澳模式"有创新和突破。在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前提下,以"港澳模式"为初步基础,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处理统一问题的经验,既有继承也要有创新,惟有这样才能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模式的具体内容。

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及其史观嬗变述论

2014年2月10日,台湾当局公布新的普通高级中学语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简称"103课纲",在台湾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其实质是"中国史观"和"台湾中心史观"两种不同史观之争。台湾史学界最初由"中国史观"主导,随后逐渐被挑战和"边缘化",最后"台湾中心史观"盛行,导致"台湾史"研究界的普遍"本土化",这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而"台湾史"研究谱系的"继承与断裂"则直接影响到"史观"的变化,也对高中历史课纲的修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文化认同研究

近年来,以语言、文学、历史、神话为考察重点的文化认同讨论,在学界是热门话题。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台湾文化认同改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关系。

“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性解析

"台湾主体意识"是台湾的主流政治话语,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内涵并不固定,不同的政治势力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不相同。事实上,"台湾主体意识"的内涵嬗变既映射了岛内政局变化与台海局势的结构性调整,更是台湾岛内不同政治势力持续不断观念建构的结果。两岸和平发展态势的持续推展将会推动"台湾主体意识"基本内涵的消解与重构。

近20年来台湾地区“本土论”思潮的形成与演变

"本土论"或"本土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最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在当代台湾社会思潮脉络中,"本土"和"本土化"逐渐演变为一种内涵单一的话语,甚至异化成一种封闭、排他和民粹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本土论"的形成与演变中辨析台湾知识界的分歧,观察本土主义思潮极端化发展与"台湾文学论"话语霸权建构的关系,并分析台湾知识界对"本土论"的诸种反思、批判与解构。

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

在台湾当代理论史脉络中,我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明显分裂。本文主要讨论台湾左翼社群的理论论战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探讨阶级观点在当代台湾思想和理论场域中的角色、意义与问题,以及传统左翼如何应对当代台湾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

“台湾泥鳅”人工繁殖试验

2014年5月17日-5月23日,在浙江省湖州对"台湾泥鳅"人工繁殖技术进行了初步试验。两次试验累计繁育"台湾泥鳅"水花850万尾,孵化率达到80%。通过"台湾泥鳅"激素配方、注射剂量、效应时间等问题的探索,初步得出浙江省地区"台湾泥鳅"繁殖时间为5月份和适宜水温为24℃。还讨论了"台湾泥鳅"的种质、雌雄鉴别、水温及积温对其人工繁殖时间的影响等。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台湾双言制语言格局下两岸通用语的对比研究

按照双言制理论,在通用语使用域内,台湾言语社区已形成以“标准国语”为高变体,以“台湾国语”为低变体的双言制格局。要深化两岸现代汉语的对比研究,应在台湾这一语言格局框架内,考察、分析两岸通用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各层面的差异。理清台湾双言制格局下两岸现代汉语差异的层次性,才能对两岸通用语的语言差异作出全面、可靠的描写,也有利于两岸合编词典的编纂和修订。

蔡英文连任以来台湾地区与欧洲关系新动向及其影响

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通过各种手段寻求台湾地区与欧洲关系的突破。欧洲反华政客与“台独”势力合流的案例渐渐增多,欧盟内部出现了“调整台海政策”的声音,部分欧洲国家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具体认知出现了摇摆,台湾地区与欧洲的实质关系不断推进。尽管欧盟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基本框架仍然保持稳定,但由于部分欧洲国家试图对中国打“台湾牌”,中欧因台湾地区问题产生对抗冲突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梳理分析部分欧洲国家涉台政策的主要变化、欧洲版“台湾牌”的主要特征,有助于深入研究中欧关系中的台湾地区问题。

20世纪80年代“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与学理批判

20世纪80年代一些“独派”学者开始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考察当时“书写民族历史”的三位学者对台湾历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观点,发现他们是以“台湾民族主义”叙事来篡改台湾历史、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建构“台独史观”;其目的是建立“台湾民族主义”,摒弃中华民族主义,妄图“摆脱中国”,为“台独分裂主义”制造舆论。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可以揭示“独派”学者的错误观点和政治目的,而且有助于与以后的“民族历史书写”相比较,看出参与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独派”学者在公权力介入之后如何变本加厉地“去中国化”和“摒弃中华民族主义”,以及对台湾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

“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谈起

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等台湾作家提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缘于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文学排斥于其文学史之外而引起的反弹,台湾作家认为当时台湾落后于祖国大陆而欲向大陆寻求"现代""文明",以及台湾文学的固有根柢乃中国文化却与日本文化格格不入等。这个命题在1990年前后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广为引用,实在因为它代表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但却遭到了"台独"派的猛烈抨击,加之以"统战""霸权""意识形态作祟"等"罪名"。在台湾自身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中,1985年后叶石涛等抹去或篡改了此前沿用的"一支流说",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1)更从史明"台独史观"脱胎出"战后再殖民论",试图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取代固有的"中华民族主义",如以"台湾心灵"来概括7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从而将具有"中华民族主义"性质的"回归传统"取向消音、抹杀和遮蔽。这种史观、论调助长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偏向,应引起学界的高度警惕并加以必要的批判。

日本侵占时期台湾共产党政治纲领焦点问题评析

日本侵占时期,台共在其政治大纲中提出了"台湾民族"、"台湾独立"等焦点问题。其实,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独立",并非要从中国"独立"出去,而是希望借此先自我解放,然后,待中共在大陆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再回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