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近40年来,台湾“独派”极力企图建构出一个“台湾民族”,以排斥中华民族,妄图实现其“台独”分裂主义的“梦想”。实践证明这一图谋已经失败,其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台湾同胞都认同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政治影响力,不论在精神还是物质方面,都对大陆各民族、海外华侨华人,乃至某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两岸对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等认知的差异,以及两岸制度差异和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台湾的影响还不能充分发挥。为两岸和平发展,建议遵循文化融合原则,特别是“和而不同”原则,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增进互信认同。而制度问题必将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得到解决。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台共纲领焦点问题评说:“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大陆汉人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殖民体制下的“台湾民族主义”?——从藤井省三的《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及相关论争谈起

本文试图以围绕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这一百年》的相关论争为切入点,初步探讨近些年来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日据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台湾民族主义"话语,对日据台湾出现了"以皇民文学为核心的台湾民族主义"这一荒谬论点进行辨析和质疑,认为对于日据台湾文学研究而言,学术化转型有其合理性,但不能以牺牲殖民批判作为代价。

20世纪80年代“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与学理批判

20世纪80年代一些“独派”学者开始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考察当时“书写民族历史”的三位学者对台湾历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观点,发现他们是以“台湾民族主义”叙事来篡改台湾历史、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建构“台独史观”;其目的是建立“台湾民族主义”,摒弃中华民族主义,妄图“摆脱中国”,为“台独分裂主义”制造舆论。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可以揭示“独派”学者的错误观点和政治目的,而且有助于与以后的“民族历史书写”相比较,看出参与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独派”学者在公权力介入之后如何变本加厉地“去中国化”和“摒弃中华民族主义”,以及对台湾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

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

台湾民族主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台湾抗日运动的产物,是一种旨在以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获得解放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它与中华民族同一血脉。抗日战争胜利后,台独分子臆造出来的台湾"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刻意制造的"民族主义"只是民粹主义,是为分裂国家统一制造出来的政治梦幻。

评1928年台共政治大纲中的“台湾民族论”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这是因为大陆移民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汉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浅析台湾少数民族政治权利发展及其实质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出于加强社会治理的需要,对少数民族身份进行了认定并给予一定的政治权利。及至台湾地区“解严”后,李登辉、陈水扁等极力鼓吹多元化政治精神与文化思维,图谋在岛内建构以“台湾民族”为基础的新“国家认同”,以此溶蚀“两蒋时代”在台湾四十余年苦心孤诣所倡导的中华民族认同。

“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与学理批驳

“台独”分子为了寻求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不断鼓吹和操弄所谓“台湾自决论”,并将其作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理论基础。“台湾自决论”作为“法理台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实现从“法理台独”到“事实台独”的理论铺垫。当前,“台湾自决论”发展体现出新动向及特征,但该论调在史实与法理上没有任何依据。经过“台独”势力的操弄,“台湾自决论”主要由所谓“台湾民族自决论”和“住民自决论”构成。前者通过塑造所谓“台湾民族”虚假概念来解构中华民族,后者则是歪曲嫁接“民族自决”与“民主”等理论的产物。这两种论调均缺乏理论依据来证明其所谓“自决权”的合理性。首先,所谓“台湾民族”并不存在,更不可能成为国族主体;广大台湾地区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光复后的台湾地区也非殖民地,因此不具备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条件。其次,国际法上并不存在“住民自决”,该论调混淆了自决和分离的概念。“台湾民族自决论”和“住民自决论”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服务于“台独”势力的政治工具,其实质不过是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掩盖真实的分裂行径。以分裂国家、挑战主权为目的而炮制出的各种“自决”理论,必然无法经受住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检验,在逻辑上、学理上根本站不住脚,必将遭遇失败。

日本侵占时期台湾共产党政治纲领焦点问题评析

日本侵占时期,台共在其政治大纲中提出了"台湾民族"、"台湾独立"等焦点问题。其实,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独立",并非要从中国"独立"出去,而是希望借此先自我解放,然后,待中共在大陆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谈起

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等台湾作家提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缘于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文学排斥于其文学史之外而引起的反弹,台湾作家认为当时台湾落后于祖国大陆而欲向大陆寻求"现代""文明",以及台湾文学的固有根柢乃中国文化却与日本文化格格不入等。这个命题在1990年前后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广为引用,实在因为它代表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但却遭到了"台独"派的猛烈抨击,加之以"统战""霸权""意识形态作祟"等"罪名"。在台湾自身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中,1985年后叶石涛等抹去或篡改了此前沿用的"一支流说",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1)更从史明"台独史观"脱胎出"战后再殖民论",试图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取代固有的"中华民族主义",如以"台湾心灵"来概括7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从而将具有"中华民族主义"性质的"回归传统"取向消音、抹杀和遮蔽。这种史观、论调助长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偏向,应引起学界的高度警惕并加以必要的批判。

当代“台湾民族主义”浅析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当代"台湾民族主义"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本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样一种认知事物的基本逻辑,文章分析了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建构工具、性质与特征,并探讨了当代"台湾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以及如何应对等,以期对这一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因素有更深入的理解与认识。在原生论、结构论和建构论三种解释集体认同的方法中,建构论被采用作为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工具,其根本目的是为"台湾独立"建立广泛的思想基础。当代"台湾民族主义"具有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台湾早已是主权独立国家以及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二者是特殊的国家关系等特征。对于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错误论述,可从其"建构工具"、产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以及从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切入等进行批判,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如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去中国化"的言论与行为;客观、全面看待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以及不断增强解决台湾问题的自信心。

蔡英文的文化观与文化政治

蔡英文说过文化不是她的专业,但应当说她确有自己的文化观。本文概括其文化观的若干要点,进而探讨其渊源,提出如下看法:蔡英文的文化观与"文化台独论"是同源的,源于"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但她采取"平衡策略",不像"文化台独论"那样露骨,还有所保留,因此,是否与"文化台独论"同质,尚有待观察。

鼓吹“台湾民族论”书籍泛滥的背景及主要谬论

'台湾民族论'是最早的'台独'理论之一。为了从血缘、文化与历史上斩断台湾与中国的血肉联系,'台独'势力炮制了'台湾民族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台湾民族论'大多仅停留在零散的口头鼓吹上,但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尤其是陈水扁上台后,不断加大推动'台独'路线力度的刺激下,鼓吹'台湾民族论'的著述及出版遂成为岛内的一种文化现象。

1980年代台湾地区“反威权”话语“本土化”及其影响

1970年代台湾社会由“乡土意识”激荡出的“反威权”意识,到1980年代,渐被建构为“反国民党=反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部分存有投机意识的知识分子以及“党外”政治精英,在1980年代开始表现出“台独”意识形态转向,而“本土”话语成为这些知识分子发声,以及政治精英在政治抗争中夺权的话语工具。1980年代“反威化”话语的“本土”化,也直接为1990年代李登辉在台湾推进“新威权民粹主义”开辟了话语空间。本文试分析1980年代台湾地区“反威权”话语的“本土化”转向,并揭示“本土”话语生成背后的权力关系。

华语文学研究的歧路——评藤井省三《华语圈文学史》

《华语圈文学史》有独特的文学史观,也使用了一些新史料。但藤井省三生吞活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断章取义引用安德森的论说,没有看到"文明同化作用"隐含的内核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理论暴力照单全收,从而滑向为"皇民文学"张目,与"台湾民族论"、"台湾民族文学论"的反中国意识同流合污的泥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