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张力论”解——基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视角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通过拯救黑格尔的自觉辩证法而得到“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基本解释原则,是唯物主义的实践关系原则。建构自觉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完善理论体系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未能最终完成的思想任务。由于革命需要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两人分别选择从实践关系的两极——“人与人的关系”(历史观或人类史)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或自然史)入手“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并在共同的“历史科学”研究事业中加以自觉运用,事实上营造出一种在两极张力关系中共同建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研究格局,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将“辩证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最终并未如愿“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列宁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辩证方法”运用于自然观并试图对其进行体系化构建,但这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也终未完成。这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本身的张力结构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研究的未完成性给后来的阐释者们留下了广阔的理解空间,同时也留下了如何理解两人思想关系的重大理论课题。

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是针对"神秘形式"的辩证法提出来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指的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以一种绝对真理的名义发挥着思想的规范和统治作用,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彻底消解了人类社会具有终极完美形态的观点。在《资本论》中,辩证法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即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合理形态"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本质至此得以完全实现。

新时代视阈下理解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理解辩证法中的“颠倒”难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辩证法中的“合法形态”,这也是阿尔都塞将“隐喻”作为辩证法的颠倒问题的根本。阿尔都塞运用“颠倒”辩证法的思维来评论运动和批判之间的理论差异关系,从辩证法的角度可以将理论和实践分隔开来。但是如果我们真能实现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那么就能够真正地理解批判和运动之间的内在统一,这也是理论与实践互为协调的最基本的理论。将统一的运动和形式作为新的世界观的辩证理论进行理解的只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从理论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局限性进行批判,这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内在是必然的趋势,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过程作为一种能够真正的本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形态领域的意识,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黑格尔学派有着超越的思想意识,并且能够在阐述旧的唯物主义思想上实现了黑格尔辩证法事实和感性上的理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只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才能够真正地从实践的角度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文章在阐述马克思的自然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上肯定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将辩证法的内涵与当前的社会意识有机结合,并且提出了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都能够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机结合。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够通过颠倒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生产的升级和社会的发展来推动思维的发展过程。

如何理解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提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辩证法基础之上的。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辩证系统中首次表明世界是一个持续运动的过程,并且世间万物,不论是社会还是精神世界中无不存在矛盾体系,世界的运动变化就是矛盾的运动变化。但是在黑格尔的论述中,社会、自然乃至于运动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产物,运动也是绝对精神的运动。马克思对唯心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并且将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与唯心主义哲学相区分开,同时将辩证法与实践关联在一起,以此诞生出辩证唯物主义,随后演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合理形态”辩证法。

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立足于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从总体上反映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根本特征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对唯心主义和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实现了超越的崭新的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纲领。恩格斯把这个提纲看作是“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我们认为,所谓新世界观,实际上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把“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同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突出强调了“革命的”、

论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马克思站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之上,揭穿了黑格尔神秘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还原了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使辩证法成为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理解合理形态辩证法的关键就在于正确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对于“颠倒”的理解直接决定了人们对“合理形态辩证法”的认识。作为新世界观、新方法论的“合理形态辩证法”又被定义为主体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更全面地揭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中国化、综合化和大众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合理形态”辩证法给出的历史难题——兼论辩证法的研究误区与当代价值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唯心思辨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形态”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深刻认识“合理形态”辩证法给出的历史难题,分析研究“合理形态”辩证法中存在的误区,阐明“合理形态”辩证法的价值取向,推动唯物辩证法嵌入时代要求、凸显时代特征。

浅析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合理形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神秘形式”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进行了批判,他把“合理内核”部分与唯心主义哲学进行区分,将辩证法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存在一定的缺陷,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从而对其实现了超越,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的形式可以分为主体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实践辩证法。这种“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理解批判与运动的内在统一,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相协调,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法的中国化、大众化。

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何以“合理”?

“合理形态”辩证法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实践与社会形态的统一,其辩证法理论的提出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现实运动的展开提供理论指导,而其理论与实践的目标是要创立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新的社会形态。因此,马克思从理论层面阐明其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从实践层面剖析其辩证法与无产阶级革命现实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社会形态层面分析其辩证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这三重关系意味着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具有三重任务:在理论上论证“合理形态”辩证法的合理性,在实践上论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合理性,在社会形态上论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这是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合理”之所在,彰显了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本质何以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如何构建辩证法理论、如何在现实革命的过程中应用辩证法,以及如何在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中应用辩证法。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生命辩证法

马克思的世界观实现了相对于旧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是把价值论的维度引入世界观,从而不仅回答了“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价值论问题。按照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本质上是人类这一物种寻求永生的过程。于是,世界历史进程便表现为人类文明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文明形态的演进遵循辩证法原理,而人类通过文明形态的演进,展现了人类独特的生命活动形式,即生命辩证法。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形态实现了人类文明中“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的辩证统一,使人类这一物种的永久生存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其辩证法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从理论特质来看,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既成性的,而是与时俱进、生成性的。从理论形态来看,从19世纪到20世纪、再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形态大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发展形态”和“创新形态”。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即“原生形态”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即列宁主义是由列宁根据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具体实际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从辩证法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的基础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的基础是认识辩证法,那么,马克思主义“创新形态”的基础就是战略辩证法。

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观的理论依据——基于《自然辩证法》文本的考察

生态文明之思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过程的实然向度,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观成为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然之维。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观的内涵主要包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方式、健全社会主义生态制度和推动生态问题全球治理四个维度。《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关于自然界的先在性与整体性、劳动要遵循自然规律、资本主义反生态批判、生态劳动的社会性等生态思想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观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阐明《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观之间的思想关联对于深入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观的科学内涵和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唯物辩证法意蕴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转型的动力看,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性文化的需要,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力。从转型的方向看,发展葆有中华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明确的。从转型的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经由历史的中国文化否定之否定而形成。从转型的方式看,“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把握。从转型的原则看,坚持和巩固中国文化主体性,防止文化转型走向极端,是对质量互变规律适度原则的坚持。唯物辩证法视角的审视为深度理解把握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科学方法。

马克思的时间辩证法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时间辩证法是一种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对象的辩证法观念,其逻辑展开过程主要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商品价值的实现以及人的解放”三个向度。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历时态上展现了时间的现实状态,那么“商品价值的实现”则在共时态上彰显了时间的现实面相。此两者共同表征着人之现实困境的存在之维,共同指向“人的解放”。如此,“人的解放”无疑成为了马克思时间辩证法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时间辩证法的这一逻辑展开不仅为其人学现象学奠基,而且两者在“人的存在方式”及“自由生命”方面有着惊人的暗合:前者以存在与时间为主旨,后者以自由与生命为旨归,两者共同实现了时间与生命的耦合。以“人的存在方式”视角观之,马克思的时间辩证法对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主要体现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三个方面。

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理解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三位一体的理解,这既是一个经典论题,又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传统上对三者关系的理解是线性演绎,即从一般性的社会规律,演绎到资本主义运行走向,再推演出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但严格来说,这一思路还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笼统的说法,并未深入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深层脉络。实际上,在马克思创立其人类解放学说的过程中,始终是以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作为总的逻辑红线而赋予三大组成部分以统一灵魂的;德国哲学、国民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三者所共有的"辩证法的非批判性"作为同一性,才是马克思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只有抓住这一灵魂,才能真正扬弃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的肢解状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整合成一整块钢铁——人类解放学说。

素朴辩证法抑或实践辩证法:对《资本论》“合理形态”辩证法的辩证分析

马克思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称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身后,研究者们对这一辩证法的理解定位发生了从素朴意义到认识论—实践论意义的总体变化,但是在将"合理形态"辩证法最终定位为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上,却又矫枉过正,忽视了马克思原典中素朴辩证法的合理地位和重要意义。通过研究《资本论》的经济危机理论,我们能够从中找回马克思原典辩证法的多重意蕴。

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与“三大批判”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统一,这尽管是一个"公认"的"定论",但人们对三者关系的理解状态在现代学科体系划分的强制下走向了事实上的分裂。因此,紧紧抓住统摄马哲、政经与科社的红线,在总逻辑上把握"三大批判"的统一,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马克思实现"三统一"的理论制高点,就是作为新世界观而出现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对“历史终结论”的反驳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都是针对资产阶级永恒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而展开的,所以指认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合理形态辩证法"与资产阶级辩护士"历史终结论"的斗争,就构成了马克思批判活动中的"一个与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历史终结论虽然仍在以各种面貌不断出现,但它们在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上并未跳出马克思的批判框架——对"自由、平等"之虚幻性的透彻分析。

新时代唯物辩证法“合理形态”的生成及其意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方法论的反思

唯物辩证法作为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理论武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和不同的理论功用。在革命时期,它的“合理形态”是“否定辩证法”;在建设时期,它的“合理形态”是“建设辩证法”。与此相应,前者倚重于“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后者则倚重于“矛盾统一性”的作用。过去我国在运用唯物辩证法中曾出现重大失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适时地从“否定辩证法”向“建设辩证法”转化,以至于过分重视“矛盾斗争性”的作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充分认识“建设辩证法”的理论形态,重视“矛盾统一性”的作用,对于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对这一理论的不同理解,常常或隐或显地折射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不同态度甚至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唯物史观研究才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篇章。在当代,唯物史观研究再度成为热点,并引起较为广泛的争论。表面看来,争论似乎仅限于唯物史观的文本问题,但实质上争论已经深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精神和意义的理解。这既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又与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紧密相关。这一双重的背景,在使这场争论变得更为复杂的同时,也使它更有意义。今年4月,青年哲学论坛、《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了"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以"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为题进行专题研讨。这里刊发的几篇会议论文出自中青年研究者之手,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研究中正在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