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称谓语的“自由联想法”研究

称谓语的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但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性,发现人们意识里对某个称谓语的隐性理解,因此我们引进了心理学的“自由联想法”,并用这种方法就“同志”称谓语作了调查。调查发现,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人们对于这个称谓语的认识有一致之处,但随着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同志”已经不再是一个意义单纯的泛尊称了,它在保留原有含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含义,也因此在使用上有了一定的忌讳。

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

基于对在成都市同性恋社区中桑拿、酒吧和健身房等"同志"商业性场所的民族志研究,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视角,探讨了在目前中国都市消费革命的推动下,作为新的"差异空间"的"同志"空间的生产和发展。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同性恋问题被置于属于公共范畴的市场经济之中,并赢得了新的社会合法性。虽然仍然面临诸多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压制,但"同志"人群公共空间的拓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革命所带来的"解放"和"自由"。这些商业性场所是"同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社区的活动,同志人群在性、语言、兴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彼此认同,构成了后来"同志运动"得以发展的文化基础。

圈内人如何看待同性婚姻?——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对“同志”的影响

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提案尝试将性少数人群的权利议题带入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领域。基于对上海48名中产阶级男"同志"的访谈调查,研究发现深度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导致同性恋社群内部对于同性婚姻存在不同的声音。对于"同志"伴侣关系的认可,多数受访者认为推动文化变迁,比进行法律创建更为根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推动同性婚姻立法,象征意义多于现实意义,更加有效的途径在于推动性别多元意识的发展,拓展"同志"生存的文化空间。

非“酷儿”亦非“同志”:台湾电影中的同性恋现象

台湾电影中的"同志"故事,往往放置在封闭的学校场域,表达未成年人已然苏醒的性别意识;但另一方面,传统意识的惯力仍然强大,规约另类情欲的放纵,拒绝边缘的"酷儿",从而决定了"同志"这种性别的狂欢,在迎合观众的审美惯力中难以获得"微观政治"学意义。从性别设置上说,"T"应该是最具底层性质的群体,不仅承受着社会周遭的性别歧视,面临无路可退的人生绝境,而且自身的情感空间也存在着崩塌的危险。台湾电影大量出现的被剥离阳刚气质的"去势"男性与"T"这一难以摆脱悲剧命运的人物群体,就是划分出一个社会底层的"庶民",这种"性别殖民"再次确认了西方殖民主义的逻辑,生产出全球化的流行身份。

复活的“小姐”与错位的“同志”

通过复活的“小姐”和错位的“同志”这两个具体词语意义的变化 ,印证“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 。

近代以来“同志”一词语义演变及其与英俄日语转换的研究

"同志"一词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其词语的意义,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文章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对"同志"一词的语义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同志"一词与英语、俄语、日语的转换。

巴蜀文化环境下四川省“同志”群体的情绪特征研究

研究在巴蜀文化环境下四川省"同志"群体的情绪特点,重点比较该地区男同性恋者与普通异性恋男性在焦虑、抑郁这两种情绪特征上的程度差异,并探讨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和文化的影响作用。主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作为研究工具,在四川省有"同志"酒吧存在的几个大中城市里,随机选取在当地已经生活了5年以上的1000名男同性恋者和1000名普通异性恋男性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访谈调查。结果表明,四川省男同性恋者群体的焦虑和抑郁得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也高于同一地区的异性恋男性(P<0.01),不同经济情况的男同性恋者的焦虑得分具有显著差异,巴蜀文化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的情绪表达有明显的影响。四川省男同性恋者群体在情绪特征上表现为明显的焦虑和抑郁。

从顺应论角度看汉语词义的变化及应用——以“同志”“农民”三个词为例

该文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讨汉语词义的变化以及人们如何使用以便保证交际的成功进行。在“顺应论”的框架内，人类语言的运用是一个动态过程，而同时语言也是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交际双方按照相关的语用规则进行交际。该文章以“同志”，“小姐”，“农民”为例，解析人们顺应论在语言变化的条件下是怎样交际的。

用人性的光芒照亮心灵的角落——谈白先勇的“同志”小说

通览白先勇的小说,涉及“同志”题材的小说贯穿他创作的每个时期。加以分析,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阶段,即:以《青春》、《月梦》为代表的早期同志小说;以《孽子》为代表的中期同志小说;以《DannyBoy》为代表的后期同志小说。“人道主义精神”则是贯穿这类作品的红线。作为全面认识人性的有益补充,他的“同志”小说同他的《台北人》、《纽约客》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当下台湾电影的成长故事、“同志”文化与殖民记忆

近来的台湾电影把成长者大多限定在边缘的弱势群体,其成长挫折无关乎社会缺陷,并以主观情感的宣泄回避社会成长的理性禁锢。电影中大量出现的"同志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指向青年亚文化,不仅以"跨地域"的方式获得数量增长,而且因"全球化"打上了流行文化的烙印,透露出中立而无关痛痒的消费逻辑。台湾电影对日本存在或愤怒或亲近态度,恰恰证明了难以磨灭的殖民记忆。这种矛盾的表述具有自我挣扎的文化意味,在当下语境中向过去殖民者争取平等身份,正是由于过去存在显见的不平等。

浅析“同志”的词义变化及其原因

＂同志＂的词义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本文首先大致描述了＂同志＂词义的变化轨迹,然后从语境、语言使用的部分原则、范畴化和隐喻等方面浅析了词义变化的原因。

“同志”称谓的历时演变及使用现状研究

称谓语的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笔者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对“同志”称谓进行了研究。在历时性角度，笔者关注“同志”称谓的语义、语用的演变发展以及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密切关系；在共时性角度，对“同志”称谓的使用度和被接受度进行问卷调查与分析。最后笔者认识到“同志”这一称谓受到语言系统运行规律的制约，是顺应社会变化发展的。

从“小姐”和“同志”称呼语的变迁,探寻词义的演变方式

称呼语是人们在交际中用来打招呼、表示彼此关系的词语，不同时代、不同场合对同一对象的称呼是不同的。近年来，社交场合表示当面称呼的词——“小姐”“同志”，发生了词义的变化，并在全社会流行。称呼语的历史变迁，不仅仅涉及语言学问题，也涉及到社会文化等等深层次问题。本文试对“小姐”“同志”称呼语的变迁作些粗浅的探讨，寻找词义的演变方式，从而达到加深对词义的理解，对规范社会用词有所参改的目的。

从“同志”看社会的变化——北京地区国家机关公务员称呼使用考察

本文就“同志”称呼在当今北京地区公务员中使用的情况进行实证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志”在非正式场合的口语称呼中已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较为中性的或体现职位的称呼语;在书面称呼中“同志”仍然是最常用的称呼语,其中以处级以上具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使用最为普遍;在公务员个人信函中”同志”称呼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它的使用一般具有标记性,与称呼者自身年龄、职业(包括过去以及现在从事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本文通过“同志”这个曾经具有较浓政治色彩的称呼语在历时应用中的交替演变现象分析社会语言的变化,探讨和解释公务员称呼由过去的政治动因为主,向政治中性和个性化称呼语转变这一社会语言现象。

让“同志”称呼在新时代流行起来的再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同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明确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11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声——“让‘党内一律称同志’成为自觉”，12月《人民日报》还为此推出了专题系列报道。如此，让“同志”称呼在新时代流行起来，成为党内上下的普遍共识，也已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新期待。

“同志”一词的渊源

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