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域空间”与怀旧政治:“后九七”香港电影的上海想象

本文指出,"后九七"香港电影与内地文化复杂含混的关系,主要通过"无地域空间"的生产以及建立在空间"可移植性"基础上的怀旧情愫表现出来。所谓"无地域空间",指的是某些超越文化和地域特质、或被抽去原地域或文化因素的空间符号,此类空间的突出特征乃是其"可移植性",既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原空间滑动和隐喻的暗指,又能够超越于原空间的含混指说关系、经"移植"后被异地域文化所消费。文章进一步指出,"后九七"香港电影的上海执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怀旧的政治。正是通过对上海的怀旧性想象,香港电影才得以在关系中重新界定"后九七"时代悬疑含混的身份。

“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

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时间刻度,“九七”之于香港社会和香港电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认真探讨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是深入阐发“后九七”香港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蕴涵的重要途径。总的来看,“后九七”香港电影通过对时间元素的强力设计,执著地表达着记忆与失忆、因果与循环的特殊命题,展现出历史编年的线性特征与主体时间的差异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正是通过这种浸润着香港情怀的现代性时间悖论“,后九七”香港电影呈现出一种将怀旧的无奈与怀疑的宿命集于一身的历史观念与精神特质,并以其根深蒂固的缺失感界定了香港电影的文化身份。

激情的疏离:“后九七”时代香港电视剧“北进”之旅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港剧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曾成为内地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回归前夕,种种原因使得港剧在内地市场上风光不再。回归再次燃起了港剧"北进"的激情。简要梳理"后九七"时代港剧"北进"的历程,就会发现,其间每一次浮沉衰荣都牵动着我们的娱乐和文化神经。尽管港剧"北进"极大地促进了两地文化产业的互动,但是港剧折射的港人身份认同焦虑以及两地文化的疏离之感依然明显,作为构建港人文化身份的载体和两地文化交流的符码,港剧任重道远。

“后九七”香港怀旧电影的乡愁表述

香港影片中,无论是王家卫对"无根性"的反复叙事还是陈果对异质空间的描摹,抑或许鞍华镜像对老城区的聚焦……其怀旧特质彰显了对"九七"希望的终结,继而盼复由零开始。它说出它想做的,但做的却与说的相反,它说要终结一个时代,但却是令这个时代拖延了结束。[1]"后九七"香港怀旧电影是对以往怀旧元素的重写,它重新搬演怀旧叙事中的记忆以及记忆的人、事,还有记忆中的身份,且在不同的时期尤其是新怀旧主义时期,其乡愁再书写的策略亦有差异。

身份认同与文化包容——香港的“九七剧”与“后九七”剧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签署了香港于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的联合声明,香港由此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回归过渡期。剧场因缘际会成为公众论坛,成为港人情感宣泄的出口,从而诞生了"九七剧"。"九七剧"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它的范围十分宽泛,众多论者所列举的剧目也异常庞杂,但都涉及香港人的本土意识、文化身份与文化想象,以及因回归问题而触发的思虑、情感、意识的表露。而至"后九七"剧场所上演的剧作,内容上,尽管对本土意识的执迷多了一份自省,然而对"失城"、对"此地他乡"的哀戚,则已转化为对往昔的怀念;对全球化市场暴力的抗拒,也转化为更为抽象的对都市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时间的凝滞与未来感的丧失--“后九七”香港文艺片的时间体验

香港回归引发了影像的"断裂",具体体现在文艺片中,则表现为时间的凝滞与未来感的丧失,时间体验呈现出延搁、循环往复、回返、终结等不同状态。电影中的时间不再具有符合日常经验的现实性,影像开始展现它自身的"潜在"。文艺片中如此特殊的时间体验,反映出港人在经历了失意之后,即使已经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仍然在"九七"和"后九七"的过渡中踌躇不决、迷惘的心理状态。

陈果电影的影像风格初探

作为一个最具时代影响力的时间刻度,"九七"对于香港的一切都是充满力度和情绪的,尤其是香港社会和香港电影。在1997年这个时间点上,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民众生活都被重新定义。因此探究这一时刻的必要性,就在于更好地理解"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文化走向及影像风格的变化。在"后九七"香港电影中,有两大异军,其一为王家卫,深入浅出;其二为陈果,直面人生。因而在这里对陈果电影的研究,是对历史文化和现代潮流对香港电影冲击力的最直观感受以及文化身份的剖析。他电影中所蕴含的使命感与末日情怀都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后九七"时代香港电影的视觉传导的走向。

新香港电影 新的主体性——从《打擂台》获香港电影金像奖说起

中小型制作影片《打擂台》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在香港掀起了关于本土关注及港片新出路的热烈讨论。其实2010是一连串具怀旧色彩及清新可喜的中小型制作涌现之年,它们不单一起回应了之前十数年香港电影对自身身份的探问,有望一扫"围城"意识的阴霾,还对"港片已死"的悲观论调提供了有力的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