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期”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内涵转变与困境突破——基于教育公益慈善的视角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民族地区扶贫事业进入解决相对多维贫困,实现区域发展振兴的“后扶贫时期”。从解决“上学难”到实现“上好学”,从侧重实时效益到追求长效整体收益,从保障脱贫攻坚到引领区域振兴、社会发展转型、扶贫需求变化等,共同推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事业内涵价值的提升。同时,内涵价值的深化转变,为教育扶贫工作的开展又带来扶志、扶知、扶智方面的新难点与困境。“后扶贫时期”,教育公益慈善作为第三方力量,能够从构建教育扶贫共同体、打造地方文化新风貌、创新执行模式三方面,保障教育扶贫工作在民族地区新发展格局中落实、落地、落细,为深挖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进步与发展助力。

从他组织到自组织:“后扶贫时期”贫困治理的机制转换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精神贫困为特征的“后扶贫时期”。“后扶贫时期”贫困治理的重点将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向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转变,减贫战略方向将从集中性减贫治理向常态化、长效性减贫治理转变,扶贫机制上从他组织向自组织转换。建立自组织机制是持续减贫的新的时代需要,是解决当前持续减贫他组织困境的需要,是适应“后扶贫时期”贫困治理转型的需要。具体策略上,一是从封闭到开放,构建多元开放的贫困治理共同体;二是从外驱到内生,更加注重教育扶贫“拔穷根”作用;三是从线性到非线性,培育竞争与协同的市场化动力机制;四是从单一到综合,形成自组织与他组织协调共治格局。

“后扶贫”时期地方高校资助育人转型研究

从消除绝对贫困的精准脱贫时期迈入纾解相对贫困的“后扶贫”时期,地方高校资助育人面临着对象、目标、方式和管理上的转型发展趋势。习近平教育扶贫思想为地方高校资助育人转型提供了价值立场和方法路径,是高校资助育人转型的理论指引和基本遵循。构建“后扶贫”时期地方高校资助育人转型发展路径,应当从实现资源分配精准化、资助方式多维化、资助主体多元化、资助管理智慧化四个方面加以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