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人”制度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结合

“吹哨人”制度不仅是对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吹哨”以警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彰显该制度中之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结合——个人利益保护是保护社会共利益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利益中的应有之义;分析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之限制边界的应然条件,认为当前该制度中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存在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故探讨了如何对之作有序性的改造和确定性的实现。

行政法学视野中的“吹哨人”制度

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正试图引进、探索的"吹哨人"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着眼于"内部人"并通过奖励、保护机制使"内部人"将组织内部潜藏的违法信息向外界传递,打破了政府与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在行政法学视野中,"吹哨人"制度是我国政府加强对市场监管的"技术手段",也是促成政府与私人合作的"粘合剂",更是激活公民权利、鼓励公众维护社会道义的"驱动装置"。我国引进"吹哨人"制度,根本上是治理思路的革新,即通过多元、合作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跃迁。

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构建公共卫生事件“吹哨人”制度模型--基于李文亮“吹哨行为”分析

2019年1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时值春运期间,病毒借助春运滚滚人潮将疫情蔓延至全国。12月30日,李文亮在同学微信群发布信息:“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他第一个拉响此次疫情的警报。但是警方以其发布“不实言论”对其训诫。最高院后来发文高度肯定李文亮的行为:“如果社会公众采取了必要防护措施,可能是一件幸事。”于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吹哨人”保护制度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本文基于对李文亮“吹哨行为”分析,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范式下,从举报的实现、举报的保障、举报的激励、举报的制约、举报的救济五个机制方面构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吹哨人”模型,得出结论:疫情过后,公共卫生事件的“吹哨人”制度建设工作将正式提上日程。除了构建完善、可执行的“吹哨人”制度,重点应考虑有效的救济方式方法,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救济机制”双管齐下,才能有效规避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企业“吹哨人”制度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效应视角

员工“吹哨”是员工监督企业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实现道德满足的重要形式,这也可能会从人力资本层面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建立“吹哨人”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吹哨人”制度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建立“吹哨人”制度产生了人力资本效应,其积极的作用机制体现在提高员工评价、促进创新性人才积累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吹哨人”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从人力资本视角丰富了“吹哨人”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既有助于深化企业对建立“吹哨人”制度经济后果的认知,也为政策制定者加强“吹哨人”保护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吹哨人”制度的异化与重构

"吹哨人"制度是弥补市场监管力量不足的重要手段,但中国"吹哨人"制度伴随市场经济发展了数十年,至今仍难以称其有效实施。现有"吹哨人"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是低效乃至"异化"的,具体表现为"吹哨人"私益化、"吹哨"渠道虚置、"吹哨人"制度重新信访化等,未能为市场监管提供助益。通过对异化现象的分析,发现劳动保护的缺失是"吹哨人"制度异化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吹哨人"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均以劳动法作为"吹哨人"制度建构的核心,因此中国"吹哨人"制度亟需以劳动法为核心进行重构。为此,应当以劳动者为原型重塑"吹哨人"形象,重新对之进行功能定位,并根据不同的市场监管环境拟定不同情境中"吹哨人"制度的具体规则。

建立保险行业公司治理领域“吹哨人”制度初探

在保险行业公司治理领域建立“吹哨人”制度是顺应国家监管体制改革的需要,对解决保险公司治理乱象、防控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促进保险公司加强公司治理、规范经营都具有积极意义。保险业“吹哨人”制度的法律法规应包括鼓励内部人的“吹哨”行为,设置物质上的奖励,并明确规定举报不同类型的违规行为需提供不同的证据材料;同时充分保障“吹哨人”的权益,设置保密措施、人身保护和工作保护措施,让“吹哨人”无后顾之忧;建立健全避免恶意举报行为的措施,对提供虚假材料的诬告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