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告知—同意”规则优化

遵循“告知—同意”规则,是保护和利用个人金融信息的基础。实践中,告知标准模糊、同意方式单一和“告知—同意”规则运行失范,导致金融信息主体难以决策、金融信息处理者负担加重、信息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建议通过细化“告知”情形、拓宽“同意”边界、规范“告知—同意”规则,更好地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所确立的“告知—同意”规则中“同意”的性质应是一种与“告知”相对应的意思表示,两者达成双方法律行为,进而设立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单独同意、书面同意、重新取得同意、监护人同意均是特别形式的“同意”,所对应的告知应包含特定内容,要根据法律要求的严格程度进行分层适用,并结合个人合理预期和社会发展要求来分析其适用。

平台经济中个人信息“告知—同意”的性质认定与规范解释

现有的实践显示,平台经济领域中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模式深陷困境: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流于形式,信息主体的同意行为缺乏有效性,该模式未能平衡好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数据利用之间的关系.面对实践中的困境,须以法律解释方法,在明确告知义务与同意行为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寻求“告知—同意”新的解释框架.告知义务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隐私政策仅是告知义务的履行行为,不应认定为合同,信息主体作出同意的表示是基于对经营者和国家监管的信赖.构建“告知—同意”新的解释框架,应以告知义务为核心,塑造以信赖为中心的互动环境.告知义务应朝着标准化和场景化发展,宜采用网络用户类群化标准判断,针对不同类别的信息主体确立不同程度的告知责任.而互信环境的建立,不仅需要明确信息主体的多项请求权基础,还应规范好平台经济领域的数据处理活动和竞争秩序.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同意的规则建构

个人信息同时具有与个人人格相勾连的独立价值和社会属性,处理个人信息既需要尊重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也不能妨碍个人信息公共价值的实现。为实现两种价值的平衡,《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以同意为原则,以无须同意为例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体系,并将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系列权利囊括其中,构成了相对完善的个人信息法律保障机制。但在具体规则建构时,由于个人信息保护兼具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受民法理论影响较多,因此,同意规则在私法领域相对完善,在公法领域则有所不足。这些缺陷,有赖于嗣后法律解释和后续立法的完善。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是劳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内容。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告知—同意”规则是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同时需要根据“合法、正当、必要”原则进行审查保护。但在实践中,“告知—同意”规则的告知步骤流于形式,劳动者同意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告知—同意”规则的例外被用人单位滥用,用人单位收集处理劳动者个人信息不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要求,使得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无法得到真正保护。需要完善“告知—同意”规则,明确“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内涵,限制用人单位滥用权利,提高劳动者的理解能力和协商能力,保障劳动者的同意意思表示真实,联合工会、政府和法院等多方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