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味”论中的诗之二维审美空间及其生成

司空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味”的理论范畴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创造性地提出了诗学理论“韵味”说,并在深入论述“味”中延展出极具特色的二维审美空间。本研究在司空图论述“味”的基础上,以理论分析与文献研究的方式,从审美心理的视角重点探究司空图“味”论中存在的诗之二维审美空间及其生成过程,并逐步揭示司空图诗论中“味”审美空间的构成要素、生成路径、审美鉴赏特点及呈现效果。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诗思与“味”论

杨万里生新活快的"诚斋体"是他在长期积累求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体善从自然捕捉意象、充满理趣以及诉诸读者的理性启悟,至于其反映出来的理学诗思主要表现在"胸次透脱"及"活处观理"两个方面,与"诚斋体"相联系的"味"论最能体现理学注重道德和涵养心性的思想,杨万里对"晚唐"诗的称赏则体现出力主调和的理学观,并将儒家风雅精神与平淡深远之趣相兼融。

“味”论视域下古诗词教学探寻

“味”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比较丰富的理论范畴,其中的诗“味”论、词“味”论构成了我国古代“味”论最核心的要素,将传统文论中的“味”论引入到古诗词教学中,通过解构诗“味”论、词“味”论中的真情实感、艺术手法、声律及遣词造句、含蓄隽永等范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目前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古诗词的教学效率。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从夏侯湛的咏物赋看其以“味”论赋

夏侯湛在《张平子碑》中对张衡的生平和赋作进行了总体的评价,认为其赋作"英英乎有其味与",第一次将"味"这一概念引入到论赋的体系中,不仅开启了以"味"论赋的先河,而且对后世文艺评论中引入"味"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夏侯湛以"味"论赋的提出,是从对张衡赋作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他对赋作"味"的追求也贯穿于咏物赋的创作过程中。中国的"味"论研究由来已久,夏侯湛对赋作"味"的评价对后世以"味"论赋和以"味"论诗等提供了深刻的内涵。

“无味”之“味”美——老子“味”论审美思想探析

老子“无味”之“味”是一种至味，其建立的思想基础是道家的核心思想：“道”。老子的“无味”之境是一种最高的审美境界、是“道”境，具有无穷的审美意蕴。

“味”范畴下的斫琴经验抉微——斫琴师单卫林先生采访后记

“味”范畴下的斫琴经验,首先在于概念音的形成,这是单卫林通过大量地聆听琴家演奏而得来的。在形成概念音之后,可以通过实践经验的累积,对斫琴之“味”的生成进行预判。这表明在斫琴艺术中,斫琴之“味”的生成具有其内在逻辑性。斫琴之“味”还体现在外形之“气”中,可观其“气”而知其“味”。

汉藏古典诗学“味”论之比较——以《诗品》与《诗镜》为例

汉藏民族在其古典诗学的发展历程中,都提出了“味”论这一重要的审美范畴,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少联系与区别。文章从钟嵘的《诗品》和藏族诗学文本《诗镜》对比分析入手,试图找寻汉藏古典诗学“味”论的共通内涵和审美差异,以追求汉藏文论整体互补的可能性,反映中华文论丰富多元的真实风貌,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做出有益尝试。

人生之“味”的百转千回——评王安忆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

作为当代文坛上备受瞩目的作家,王安忆数十年来笔耕不辍,显示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其近年新作《一把刀,千个字》以“做菜”为引,草蛇灰线,从现代的纽约法拉盛写到“文革”时期的哈尔滨,牵涉出一个家庭最不可碰触的秘密。淮扬厨师陈诚背负着生命中的黑洞,远走他乡,用“做菜”疗愈重创之后的人生。后革命时期的隐痛化作凡俗烟火里的一日三餐,人生之“味”百转千回,弥散在历史的云烟。

中印“味论”之契合

中印两国不约而同产生了"味"论,其中大有不谋而合之处。"味"论在两国诗学体系中的历史地位相仿佛,既源远流长,又据有主导地位,且统领文艺诸领域。其产生的根由类同,均是从生理上的体验推演到诗学领域。虽由味而韵,在中国是"韵味"相联,在印度,"韵"则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但凭借词语的暗示义,两者也有相似处和共同点;而"情"作为韵论的基础,则颇多暗合。两国的"味"论常在相互借鉴中有所发明。

地黄酒炖过程化学成分及“味”的关系

目的研究地黄酒炖过程化学成分及"味"的关系。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酒炖地黄中梓醇、毛蕊花糖苷、5-羟甲基糠醛(5-HMF)的含有量;应用统计质量法分析电子舌的传感器响应值,并探索它们的相关性。结果随酒炖程度加重,梓醇、毛蕊花糖苷在13 h前含有量逐渐下降,而后趋于平稳;同时5-HMF含有量逐渐上升,酒炖11 h后含有量上升明显。地黄炮制过程电子舌的响应值第二主成分与梓醇、毛蕊花糖苷、5-HMF含有量变化相关性显著(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952、0.846、-0.911。结论电子舌技术结合统计质量分析方法可以实现地黄酒炖炮制过程的质量监控。

杏李种间杂交新品种“味王”胚培养与植株再生

以杏李品种"味王"幼胚为实验材料,探讨了幼胚愈伤组织诱导、丛生芽分化、生根的最佳实验条件,并成功地培育出了再生植株.结果表明:MS+BA 2.0 mg/L+NAA 0.5 mg/L为愈伤组织诱导的最佳培养基;MS+BA 1.5 mg/L+NAA 0.5 mg/L为丛生芽分化的最适培养基;MS+NAA 0.8 mg/L为最理想的生根培养基;练苗在80%遮阳网下进行,移栽25 d后成活率可达85%.

“诗味”论之成因试探

我国自齐、梁时起,“味”就成了一个诗学概念。由此直到近代,一千四百多年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蚌论。尤其是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的平淡有味说,魏泰、张戒、杨万里、姜羹的含蓄有味说,刘将孙的“趣味”说,谢榛的“全味”说,陆时雍、朱承爵的意境致味说,王夫之的“风味”说等等,是诗味论发展史上一座座光辉的里程碑。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传入中国,诗味论逐渐衰微,最终宣告自己的历史使命完结,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不管怎样,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种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

印度医学中的“味”(rasa)

“味”(rasa)是印度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代表饮食物中的精微物质 ,是决定一切营养功能与治疗作用的基础。围绕着这一概念 ,古代哲人展开了对其本质的热烈讨论 ,其中所提出的“潜在之味”、“消化后味”等子概念 ,皆属思辩性极强 ,但却不见于同样重视饮食与药物之“味”的中国医学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篇文章中 ,对于印度传统医学中“味”的理论给予介绍和解说 ,并附有印度古代医学经典《妙闻集》(Susruta samhita)与《罗迦集》(Caraka samhita)中若干有关章节的译文。

“味”与“趣”——试论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

在中国诗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中,“味”“趣”的概念颇为虚灵,但它们更能显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极难辨析与领会。“味”和“趣”是主体审美理想与情趣在诗歌文本有机构成中的落实,更多地关联到人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本身亦属于生命活动,故而以“味”“趣”为标志的审美机能,实质上便是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这里分析了“味”与“趣”各自内涵的特征、区别和历史演化历程,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审美质性流变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诗性生命的审美特性。

“趣”与“味”作为古典诗论审美范畴辨析

“趣”与“味”作为古典诗论审美范畴,两者的相融相通主要表现在审美语义、审美概括、审美形态、审美生发、思维特征、表达方式等方面;其相离相异主要体现在范畴来源、演变发展、本质内涵、审美感受及特征、发展取向、所折射出的时代色彩等方面。“趣”与“味”相近而不切同,表里而不趋合。

语文教学的“味”与“道”

教学方法上：追求原味 舍弃技道 语文教育学家李维鼎教授曾经提到当前教学中存在的五个“太快”现象：“诵读不足，分析介入太快；咀嚼不足，结论得出太快；讨论不足，分歧消解太快；欣赏不足，理性说明太快；整合不足，阅读结束太快。”语文教学追求原味，这应该是一种生命活力，一种平淡和自然美，应该有着特有的情趣、意趣、理趣，表现在课堂教学中，

味"在三部《诗品》中的演变及其原因

"味"是中国诗论中的重要范畴,它在钟嵘《诗品》中是指"滋味",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是指"韵味",在袁枚《续诗品》中又是指"鲜味",可见,"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这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论家的生活所决定的。考察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和特征及其演变的原因,对于构建我国古代文论史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