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发展对策

一、治理整顿后的经济形势 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一种集中控制的计划体制,用西方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是“命令经济”。这种调节方式确有长处,在非常时期很容易生效,比如苏联的工业化初期,中国的建国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中国在5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10％以上。但是,久而久之,就会丧失效率,失去后劲,并且容易大起大落。经济效率丧失的直接后果,就是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说的短缺,即供给短缺,总供给【总需求,几乎所有实行集中控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发展不足的困难。因此,自1979年开始,我们开始果断地实行体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称之为“松绑”。原来的企业是国家严格控制的一个下属单位,作业计划、生产安排、资源配置都要绝对服从国家的指令,企业只对计划负责,不对市场负责,国家包资金、包分配、包盈利、包亏损,充满了“父爱主义”,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民本位+股份化

在“国有国营”大一统僵化模式下,一方面全民所有制的国家主体形式在全社会范围内从宏观上确认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吴敬琏同志称之为“命令经济”)和两个“大锅饭”从微观方面和客观上使企业劳动者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成败、盈亏失去必然联系,使劳动者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得以产生和强化缺乏必要的、基本的微观物质基础。以致普遍存在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劳动者不爱惜甚至损害自己财产的怪现象。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矛盾表现得还不突出的话,那么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便日趋严竣。表现之一:亏损加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1986年8.66％,1991年末急增至36％。

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

对经济转轨后出现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最大的论题之一,论者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其实,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的经济体制差异更大,中国具有更多的“命令经济”的成分,而中东欧则较多的“理性计划经济”的成分,后者的绩效显然优于前者。但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后者注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道口”商标拍卖之后……

失去了份额，可以再赎回来；失去了市场，可以再夺回来；而失去了品牌，则意味着永远地失去了自己，那么，闻名全国的滑县的“道口”商标在拍卖之后，又会引发怎样的一场风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