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抑或挤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而投资决策中的风险承担是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重要条件。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创新机制、信息机制及资源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低的企业、非“双高”企业以及区域创新文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推高的企业风险承担在短期内可以提升企业绩效,但其导致的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会损害企业的长期价值。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完善政府主导的环境政策体制提供经验证据。

“两高型”企业环境治理的两种模式比较

面对"两高型"企业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原有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显示出多方面的局限性。环境治理模式需要创新与转型,环境公共治理因其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方式协调化的优点,应该成为我国环境治理的一种新选择。

工业生产安全监管的制度困境与替代方案--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看天津爆炸事件

近年来,中国工业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频繁的运动式全行业排查也并未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的频率。人们对于爆炸——排查——爆炸的间次发生规律已渐渐形成了某种心理预期,这种看似"命定式"的灾难感所反映的正是我国现有的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在守护公共安全方面失效。传统治理方式强调对于指定性行为的关注与遵循,无法有效地提取不确定环境中的弱信号,工业生产中细微的操作故障都可能变为灾难,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来做出动态的调整,而这是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所难以实现的。生产者和监管者如果设定了一个所谓的理想化常规,那么终将演变为一种灾难性的不可信。要克服现有监管制度结构无法满足安全生产的现实要求的矛盾,亟需建立一套替代性的具有系统学习能力的监管组织形态,应对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的冲击。实验主义由于其对可靠性的追求成为首选的备选方案,并且在国外实践中已经广泛应用于核能、食品安全、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标杆管理,高可靠性组织的实验主义治理范式更是对当下中国工业安全生产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环境规制促进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吗?——基于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

随着“蓝色”经济实现“绿色”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兼顾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客观选择,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日渐凸显。在系统阐述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7-2016年我国沿海1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作用及规制工具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并存在基于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18.67;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但当前影响并不显著;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显著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

论美国州际河流污染的合作治理模式

美国州际河流污染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合作治理功能演变的动态过程。正是20世纪70年代前分散合作治理(特别是州际合作)的失败,迫使美国一步步走向了集权命令-控制的治理模式;80年代后,随着命令-控制模式弊端的出现和保守环保势力的推动,多元合作治理作为一种补充模式开始复苏。当下美国州际河流污染的合作治理是一个集市场机制和国家管控于一体的自洽体系。实践证明,集权的以流域为视角的命令-控制模式是历史的选择,但它不是排他性的存在;其与生俱来的缺陷,证明了合作治理机制存在的意义。一个有效的合作治理模式其应包含一个有效的规制体系,而命令-控制正是这一规制体系的核心要素;这一要素功能的完备,将会把合作治理导向更优的路径,促进州际河流污染控制步入善治。

环境政策与第三方治理企业创新投入

环境政策是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污染治理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基本要求,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是评估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推动和市场导向作用的重要内容。以2011~2017年沪深A股环境服务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命令控制型和激励型两类环境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检验环境政策对第三方治理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命令控制型和激励型环境政策均推动了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政策的创新投入效应具有企业、产权和区域上的差异。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激励型政策以保证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进一步加大对国有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监管力度,并对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

上海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白蚁危害与区域白蚁治理

对上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白蚁危害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房屋白蚁与庭院树木白蚁必须进行同步治理。采用以地下型白蚁监测-控制系统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进行区域白蚁治理,可逐步降低特定区域内的白蚁种群密度,达到有效降低整个区域内白蚁发生率、危害率。

环境政策创新:论在中国开征环境税收

在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分析了在中国实施环境税收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剖析了环境税收制度相比于命令 控制型政策、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优势 ,从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了在中国进行环境政策创新 ,开征环境税收的重要意义 ,认为在短期内 ,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制度条件尚不成熟 ,环境政策体系应该采取税费并存逐步过渡到以环境税收为主的方式。

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基于智慧监管理论的视角

大数据时代下,"互联网+传统餐饮"而形成的网络订餐行业发展迅速,但也明显存在高信息不对称性、高外部性、高流动性、高风险性等特征,极易引发食品安全风险。遗憾的是,目前政府对此类新兴行业的监管速度、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等都存在较多不足。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智慧监管理论,对相关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整合,从监管理念、监管主体、监管手段、监管效果四个维度将智慧监管理论与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理论进行对比,明确了智慧监管理论在破解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难题上的优势,继而利用智慧监管理论的四个维度,构建了基于智慧监管模型的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力量和保障机制体制四位一体的大监管体系框架,提出了以智慧监管理论为指导、以有效运用政策工具和信息技术为核心、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治理解决方案,探索实现网络订餐食品监管协同参与、多方共赢的良好监管新机制。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20世纪70—90年代美国环境管制的路径转向及其深层背景分析

20世纪70—90年代,美国的环境管制路径逐步由命令-控制型演变成市场调节型,即将经济刺激和市场调节手段引入环境治理之中。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以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大量环境管制法案和新成立的环境管制机构为典型代表,对医治环境污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亦因自身的严重弊端而亟需变革。大量原始官方文献显示市场调节型环境管制的酝酿萌生与对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的反思桴鼓相应,经历了漫长复杂的生长培育机制,期间里根的新保守主义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最终因自身的诸多优势而成为美国环境管制的主要手段。美国环境管制路径的转向源于当时美国社会的特定情势,作为美国社会治理转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里根执政的核心理念的强力因应。

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对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分析

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命令-控制类型的政策,其强制性可以同时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鞭策和掣肘。以千家企业节能行动为背景,并结合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近年来的更新数据,将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研究命令-控制类型的环境政策对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对规制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显示出千家企业将环境规制的压力转化为创新的动力,兼顾了节能减排和技术发展的双重可持续性。

我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构

建国后,我国政府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起基层政权,建构起一种国家控制型的乡村社会秩序。这种国家控制型的乡村社会秩序在人民公社时期得到了极大地强化。改革开放后,＂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的确立,乡村社会秩序开始由国家控制型向国家-社会互动型转变,但国家控制的色彩依然比较浓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需要重构乡村社会秩序,乡村社会秩序将逐步走向多中心协同治理型。

环境政策工具与企业竞争优势

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其中关于环境和竞争力的研究,学术界多从环境标准的高低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制度意义上讨论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导致在开放经济下影响两个处于不同环境管理体制下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先动优势)。同时指出可能存在一些因素限制这些环境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使得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能充分实现,影响建立起真正的竞争优势。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对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采用多样化政策工具进行环境治理,早期主要采用命令控制型工具,80年代开始逐步引入了市场化工具,自愿型政策的起步较晚。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有必要充分考察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过程中可能的相互影响及其对企业环境创新决策和行为带来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