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以“现实的个人”与“唯一者”为例

施蒂纳的"唯一者"是虚无主义的化身,"唯一者"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与施蒂纳的"唯一者"在阶级属性、社会基本矛盾、价值理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在思维方式、物质生活方式、价值理想上超越了虚无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了无产阶级反对虚无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论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批判的重要意义

为了彻底克服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神学—形而上学的幽灵,施蒂纳更加激进地设定了"唯一者"来对费尔巴哈的"类"进行否定。施蒂纳用"唯一者"克服抽象理性的作法,虽然留下了消解一切价值的断头路,但其要求彻底摆脱抽象方式对于历史和宗教的解释的诉求,却为马克思完成宗教批判,实现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化理解,从而转向一种新的历史科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在唯物史观建构中的体现

施蒂纳及其“唯一者”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正是在批判施蒂纳“唯一者”的过程中,马克思触及了建构唯物史观的真正理路。首先,明确“历史的诸因素”;其次,梳理“历史诸因素在分工中的运动”;再次,探寻“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最后,指明社会历史的最终归宿,即共产主义。因此,施蒂纳的“唯一者”是一幕悲剧的笑剧式重演:尽管它重新演绎了费尔巴哈堕入形而上学的悲剧,但却是以富有笑剧色彩的方式呈现,促成了马克思同过去信仰的“愉快诀别”。

施蒂纳的“唯一者”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在费尔巴哈对整个哲学—形而上学进行了猛烈抨击之后,施蒂纳又特别地针对费尔巴哈再度向哲学—形而上学宣战。但无论费尔巴哈还是施蒂纳,他们对一般形而上学作战的结果最终却不幸都复归于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中。其间的差别在于:费尔巴哈的不幸乃是悲剧,而施蒂纳的不幸则到处表现为喜剧性。而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乃是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正是由于并且通过这一批判,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一事对于马克思来说才是现实的、可能的。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与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性质上是十分类似的,就马克思所面临的思想任务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同一的。这一批判首先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这一批判才充分而完整地触动并瓦解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正是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以及由之而来的“历史科学”的纲领,才可能内在巩固地建立起来,其完整的意义才可能在本质上重要地显现出来。

重估胡适建设新文学“唯一宗旨”观的历史价值

近百年对胡适建设新文学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唯一宗旨"观的历史价值或意义,始终估量不足,甚至有所歪曲。作者试图走近历史现场选取新角度对胡适的"宗旨"观的价值或意义进行重估。若从文学与话语构成的认知模式来考析胡适的建设新文学的"宗旨"观,那它的实验效果则是完成了由文言为正宗话语向白话为正宗话语的整体转变,为民国时期建立起现代话语系统。要是从语体或文体角度考察,胡适建设新文学的"宗旨"观的实践结果,则为现代中国建构起白话语体或新文体,以代替传统语体或古代文体,使中国文学的审美形态与艺术风貌焕然一新。上述功绩首先应记在胡适的功劳簿上,而不该抹杀或篡改。

“唯一的结构”与“生存的历史性”——一种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阐释

以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进入文化史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当其把哲学的慧眼投向与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存交往关联着的历史时,也便自然地由此提出了一种独具人文智慧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在历史绝对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所构成的张力下悉心体悟雅氏历史哲学中的核心范畴“轴心时代”,以期对关涉其历史哲学枢机的“唯一的结构”有所省思；并借着对他的“生存辩证法”与“生存的历史性”的阐说,试图对“轴心时代”涵贯的人文意蕴有所掘发。

列宁关于俄国工人阶级是“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的论述

列宁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揭示了俄国社会经济关系及其主要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明确科学地论证了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代表。只有工厂工人是全体被剥削群众先进代表,是新社会力量。

此时“无角”胜有“角”——尺规作图“造”等角的案例及思考

本文以一道尺规作图为例,立足新课标,以核心素养为导向,进行一题多解的深度探究和思维训练,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促进思维得到有序性、逻辑性、层次性的提升,同时优化思维结构,体现如何寻找由边定角,建立角度相等的模型,形成“唯一确定”思想.

“唯一”还是“惟一”?

＂唯一＂和＂惟一＂大概是目前使用得最为混乱的一对异形词了。这种混乱由来已久,＂唯＂和＂惟＂本义虽然不同,但自古在限定范围的意义上通用。

对“唯一的科学”的前提性反思

长期以来,“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被视为马克思早年的哲学革命或者科学重建的重要标识。然而,伴随文本辨析工作的不断深入,上述命题因被马克思主动删除的缘故而逐渐冷淡。但即便是作为思想进程中的一次自我纠错,仍有必要追问马克思为何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唯一的科学”这一说法,以及他删除这一表述的缘故。为此,这一表述所涉及的时代背景、问题实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思想变化都有必要在前提意义上加以反思,进而为重审“历史科学”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实际地位打开新局面。另外,积极探讨“唯一的科学”所引申出的哲思线索,也将为开掘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实际理论效应提供了方法与界域。

行政法上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具体化的司法审查

行政法上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的法律概念。确定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是将一般性法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前提。行政机关主要运用原则补充、定量方法和专家意见等来填补不确定性法律概念。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应当受到行政司法裁判的完全审查,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存在诸多谬误。原则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决定了法院在对通过原则补充方法填补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司法审查时,应采取一种较低的审查密度。由于学科背景和专业分工的差异,法院往往会对行政机关使用定量方法所确定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给予尊重,对其进行非常有限的司法审查。专家意见的特殊性致使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这种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行为采取一种相对谨慎的审查态度。

立场、方法与禁忌: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断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当下反观传统,研究者的视界需要贯通古今。在方法论上,不能一味依赖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而是需要沿用思辨性定性研究。作为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研究者还要防范两种弊病:一是历史感的缺失,二是主观投射过度,同时还要坚持学术研究的"非唯一功利性"。只有历经了对于一个民族的思想与文化悠久积淀的深刻反思,研究者才会对当今时代的社会进步、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给出合理的人文阐释。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职——质疑、颠覆和构建方能得到真实的展现。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深度评价”的解读与思考

所谓'深度评价',就是指那些言简意赅的,初闻似有些惊世骇俗的学者化评论家言,这些评论大多出自大师级人物之口。本文通过对朱自清关于闻一多是'唯一的爱国诗人'的深度评价的初步解读,试图探询进一步深入认识、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相关'深度评价'的意义:强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史学品格,提高学科研究的学术水平,端正学科研究的学风。

从“唯一可能的答复”看马克思恩格斯三份俄国问题文献与“跨越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做了一个“唯一可能的答复”。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论”内涵唯一公开的揭示。因此,我们理解和阐释“跨越论”,应该严格以这个“唯一可能的答复”为基础。然而,学界在对“跨越论”的实际阐释与论证中,依据和使用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三份俄国问题文献,即《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尤其是其草稿)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从《〈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唯一可能的答复”的角度审视这三份文本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明确或完整表达“跨越论”。

不要老是追求“最”

学的是新闻,教的也是新闻,读报时也常喜欢看那种“最”新闻,这也许与我们新闻价值说中讲究事实的“显著性”有关。但是.一味追求“最”、“唯一”,往往适得其反。

法律上的“唯一正解”——从德沃金的学说谈起

司法判断中是否存在“唯一正解”的问题长期聚讼纷纭。当代法理学大师德沃金针对哈特的司法裁量理论而提出在包括疑难案件在内的任何案件中都存在一个“唯一正解”,因而受到了波斯纳从经济分析法学立场出发的批评,而更有力的挑战则可能来自当代的“不可公度”理论,但各家的学说实际上乃立足于不同的底盘。在价值多元流动的困境中,人类依据目前的智识和智慧尚无法对这个问题得出肯定的回答与否定的回答,为此只能将求得解决问题的理想委之于法的实践理性。

公司本质论纲——公司法理论体系逻辑起点解读

对公司本质的承诺直接决定着公司法理论的走向。本文从超越“唯一本质观”出发 ,全面评述了法人拟制说、法人否认说和法人实在说的理论优势和局限及其对立法实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介绍了“公司的合同理论”的基本主张 ,系统分析了该种公司本质观的理论优势 ,认为对公司本质的这种承诺必将引发公司法研究的整体转向 ,为公司法研究提供一个极具潜力的理论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