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奇书”连称的关键词批评及阅读史意义

作为古代通俗章回小说一类重要的接受现象,历代读者尝试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连称为“四大奇书”。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四大奇书”的连称往往会限定通俗章回小说各种意义符号被诠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既限定世人批评行为的介入方式,亦影响世人诠释实践的逻辑。“四大奇书”的关键词批评不仅是一个批评论断,而且作为一类认知视角而存在,更是一种批评行为。它促成了一定的群体习惯,改变了读者阅读的理解途径与意见生成,最终形成一种阐释范式,反过来制约读者的自由阅读。探讨“四大奇书”连称的阅读史意义,既要注意历代文教生态之于文本阐释的群体性表达,亦应重视读者个体建构的艰难努力。

物我会通:“四大奇书”作为现代报刊广告词的生产性批评

以《申报》为首的现代报刊将“四大奇书”作为一种广告策略,用于宣传通俗小说现代整理本的出版。“四大奇书之一”的句式置于广告开头,使“四大奇书”的指称产生诱导读者的接受效应,形成“收效之广”的社会影响。作为历史存在的“四大奇书”,借助现代广告这个既是批评形式又表征意义的理解手段,在物我会通的审美方式下得以有效介入当时市民消费娱乐的环境中,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消遣制造品,有效拓展了其在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品格。因此,应充分注意历代传播媒介的变化与社会需求的更迭,乃至广告批评现象之于文学作品意义生产的独特价值。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目录学视阈下孙楷第对通俗小说的现代建构——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孙楷第在查验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各版本的基础上,将采用科学方法以图书的功能属性与学科划分为主要特征的“图书分类”引入“文学史”中,尝试建构目录学视阈下通俗小说符合历史特质或现代需求的价值性。通过1932年、1958年、1982年三版“通俗小说书目”的编纂,孙楷第以通俗小说各版本的文献关系来梳理相关小说的成书“演化”,有效揭示了通俗小说源流的动态史迹。这种建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学的实践,是孙楷第以小说研究为媒介,寻求传统学术体系在现代社会情境的适用性与创新性。此举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通俗小说书目提要的新观照视角,而且在古今贯通的评价原则中构建了通俗小说的目录学知识,亦形成以版本目录学为中心的体系化评价思路,详细展现了通俗小说知识的多层性,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

在“四大奇书”经典构建过程中,金圣叹创造性地提出“才子书”的批评思路,认为以《水浒传》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寄寓着“才子”写作者个体化的人生经历与独有的“意思”,以至于应在知晓写作者“心闲”的情况下,基于“妙文”的角度分析相关小说的文采与才情。以“才子书”进行通俗文艺“雅”意探寻的“雅俗共赏”行为逐渐获得世人的认同,有助于打破通俗章回小说固有的文体界限及其文化层级,转而注重“才子”写作主体介入小说文本所带来创作趣味的文人化、高雅化及知识化倾向。这种新的审美策略,促使以“奇书体”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被进行知识特征与存在意义的多维建构,形成了“四大奇书”等通俗文艺流布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明代“四大奇书”英译研究述略

明代“四大奇书”的学术研究著述颇丰,英译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大奇书”在英译历程梳理、译者和译本关系、译介语言技法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剖析这些研究热点,比较奇书研究之间的个性特征,对研究实绩与薄弱之处梳理和分析,力图为中国古典小说英译研究提供参考。

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现代序言中,胡适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通过对“四大奇书”技艺“本领”的关注、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细致“考据”等方式,为“大胆的假设”等“科学”定性寻求证明之道。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序言批评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展开现代重构,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批评引导,最终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批评扩充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亦是一种新的经典构建思路,不仅增强“四大奇书”的多元意义,亦有典型的方法借鉴价值。

论明代“四大奇书”的叙事视角

"四大奇书"虽然沿袭了源自民间口头叙事形态"说书体",但在叙事视角的具体运用上,却表现出向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复归的特点。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明代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小说观念有关。

论清初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刊刻的意义

清初南京周氏醉畊堂与李渔芥子园合作并先后刊刻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首次以出版物形式将明末散在性提出的"四大奇书"以系列丛书付诸刊刻,真正推动"四大奇书"小说文本的定型和各自所代表的小说流派形成,最终促进中国古典通俗小说评点"金圣叹一派"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四大奇书"系列评点和刊刻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发愤立言"的工具,其评点已超出以往文学评点与阅读的范畴,而具有政治与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

《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与江户时代“四大奇书”的流传相对比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书籍起到的媒介作用不容忽视。何种书籍以何种方式传入以及传入之后的流传情况等,是理解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清代小说《红楼梦》为研究对象,在回顾日本《红楼梦》流传研究史的基础之上,对比同于江户时代渡日的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情况,尝试从传入时期、清代禁书政策及文学特征等方面探究《红楼梦》在日本流传的阻碍,发掘其独特性。

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

较作《红楼梦》:“四大奇书”现代批评的重要一环

现代小说批评者以《红楼梦》替代《金瓶梅》,形成了由“四大奇书”到“四大名著”的批评场景变动。在“人情”“真善美”等现代社会情境的刺激下,批评者借助《红楼梦》来挖掘“四大奇书”的各类内涵,以揭示自身的“主体间性”式品悟与“快感”心境。“四大名著”式批评作为一种阐释的“认识模式”,是批评者以现代知识重构相关小说意义世界的结果,由此推动各类意见自由表达的开放式批评生态。可见,探讨“四大奇书”的现代批评应从特定的文化语境与审美诉求出发,分析现象背后的思想史意义与批评策略的范式价值。

论“四大奇书”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是作者演绎故事的工具和表达小说意图的传声筒。《西游记》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伦理道德与人的情感欲望相互对立,女性虽然仍没能逃脱陪衬的命运,但她们的形象已不再模糊不清,她们的情感、欲望已有真情流露。《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已成为小说的主角,且个性鲜明;女性的情欲和本能,女性的命运和痛苦都在小说中得到酣畅淋漓的展现。这是之前的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所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也为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士人“印可”与明代通俗章回小说的早期流传——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明代通俗章回小说流传初期大多受过当时"社会名流""缙绅文士"的"印可"推崇,以扩大知名度。这与此类小说由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流传的传播路径有关。彼时士人往往在文人雅集、信函往来及个人著述中,通过强调此类小说可比附"经史"典籍、裨益圣教等方式予以主动推崇。"缙绅文士"喜好的原因除小说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趣味外,更是明代中后期"厌常喜新"士风的流露。这些促使彼时士人以此相"矜夸""以为奇"及"以送日",热衷于小说"本事"的索隐,从而影响相关小说的诠解倾向。甚至,出现"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的现象,从而推动明季通俗章回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双相互动与双重高峰。

从共时视角看“四大奇书”之互文性——兼谈其对文学史写作的启示

在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被统称为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部经典小说长期处于彼此互文状态。对这种彼此互文,以往人们大多从历时态视角纵观其"影响"、"变迁"或"演进"等问题,在注重它们先后传承的同时,无形之中忽略了其共时态的互动性。事实上,"四大奇书"之互文的彼此互动性不仅业已被相关史料所证明,而且在四部经典小说文本中也分别多有呈现。为此,我们应注意兼用"共时"视角横观其"互动"、"互渗"或"反哺"等问题。通过这一研究,我们能够有效地避免以往惯用"变迁"、"影响"等单向思维看问题带来的偏颇和失误,有利于全面把握"四大奇书"之间盘根错节的有机关联,会通全景,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学史重写的科学性。

朝鲜文人对“四大奇书”的接受和批评

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以儒家思想来巩固文化基础,士大夫文人主张传统文学观,大部分文人对小说持否定的态度。但是17世纪以后,明末清初的中国小说传播到朝鲜半岛,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趋势。到了18世纪,在追求理想儒家社会的朝鲜朝野,稗史小说和明末文集,更引起了不少的风波。在王室人物中,英祖、英祖的王位继承人思悼世子很喜欢小说。正祖为了纠正当时文士受到明末轻薄文风的影响,强烈推动“文体反正”运动,同时尽量禁止燕行使节团购买明末清初的文集和小说。

关于《歧路灯》研究的几点思考

对于同样诞生于乾隆年间的章回说部《歧路灯》108回,尽管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有学者予以关注,但始终没有在学界获得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歧路灯》与“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起,构筑了明清长篇小说艺苑的繁荣局面,并且以其独特的品质与成就,为明清章回小说增添了令人瞩目的重重一笔。《歧路灯》所敷演的浪子回头故事,不仅在旧时代有着强烈的警世、醒世意义,即使在现代中国社会,也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清官为什么斗不过贪官？——读《金瓶梅》杂记

《金瓶梅》作为明代小说的“四大奇书”之一，曾被作为一部“淫书”而深受人们诟病，而实际上它却是一部高度现实主义的作品。作者为我们呈示了小说诞生的那个时代的广阔社会画面，对很多社会弊病都有深刻的反映。其中一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极易滋生腐败的政治文化。深入剖析这一政治文化及其社会、文化根源，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

“三言二拍”整体研究的新收获——介绍姜良存《三言二拍与佛道关系之研究》

明代小说中,在“四大奇书”之外,能够被当今学术界作为关注重点的,大概当数“三言二拍”。这由相关研究专著的数量即可窥见一斑。近年来,有关“三言二拍”的研究专著出版较多,例如：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罗小东《三言二拍叙事艺术研究》,朱全福《“三言”“二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