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优化检察机关“四大检察”职能实证研究--以X自治区检察机关为视角

"一带一路"①倡议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新部署,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准确定位角色,担负起保障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责任,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以X自治区检察机关为视角,探讨检察职权服务"一带一路"的必要性;以"四大检察"职能为抓手,发现检察机关服务"一带一路"中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进行主客观方面原因分析,从立法、机制、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以有效促进检察机关实现保障和服务"一带一路"的目标。

“四大检察”融合发展背景下“三法衔接”机制研究——基于武城县人民检察院经验

武城县人民检察院探索构建的“三法衔接”机制是优化检察资源配置,实现检察履职能力现代化,提升检察机关整体办案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从而促进检察机关“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创新实践。“三法衔接”机制在促进司法为民、推动检察改革、保障检察权科学高效运行等方面具有正当性。武城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内部互动、职能整合,专项推动、拓展案源,内外联动、提升办案质效等措施推动“三法衔接”机制的构建。

深化“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 奋力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是检察履职方式的深刻变革,是“四大检察”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强调,要积极探索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实践。江苏省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最高检党组和应勇检察长部署要求,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开展改革试点,从保障检察权统一行使、推动检察职能协调互补、提升高质效办案自觉、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等方面,积极探索适应“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需要的配套机制,努力实现“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以期为加快推进新时代检察工作现代化提供更优质的江苏经验和样本。

检察与监督--兼论“四大检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价值

检察与监督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检察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是由苏联检察制度影响中国,中国检察制度在结合本国实际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有必要汲取“法律监督一元论”的有益成果,在坚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发展“检察权一元论”,为“四大检察”职能以及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人民检察院的理论溯源与当代发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人民检察院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并未撼动其政治与法律地位。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意味着它对所有的执法与违法行为都可以开展检察,因而其法律监督具有兜底性。人民检察院建制的理论依据是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授予它检察权旨在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并满足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的现实需要。新时代“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新格局,打破了以往“重刑事而轻行民”的局面,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乃是民事检察等检察业务获得均衡发展的社会原因。而人民检察院“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使命,才是“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新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

检察一体化的实践难题与机制建设研究

检察一体化是在先进司法理念指导下,整合检察机关现有法律监督职能,形成监督合力的总体要求,是转变检察理念的实践需求,是落实“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具体要求,是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解决当前检察实践中存在的“运行能力不足、互动不够、各自为战、数字检察运用不足”等方面问题,应当基于系统论相关理论,构建融合一体工作制度体系、对外协作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智能化体系以及互涉案件线索协同办理模式,正确处理检察一体化发展中的若干关系,最优化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守正出新：检察权理论重述的时代意蕴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各领域改革的全面深化,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持续推进,检察机关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以检察机关侦防职能转隶为背景,对检察权理论进行逻辑梳理和学术检视,从理论重述的空间维度创新检察权的内涵与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在关照现有各派理论学说的得失,遵循法律监督与检察权之间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尝试利用权能配置工具重述检察权理论,并提出“1+5”的权能结构模型。将该模型运用于“四大检察”实践,以期达到服务新时代检察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提升检察效能的目标。

论数字人权的检察保护

数字时代数字人权勃兴,成为人权领域重要拓展。检察机关推进数字检察战略实施,应当更加重视数字人权的保护。数字人权脆弱状态及检察机关在人权保护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应当更加重视立足法律监督职责的履行促进数字人权保护。当前,检察机关以推进大数据法律监督、加强涉公民数字人权刑事案件办理、拓宽数字人权公益诉讼保护领域、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履职等方式强化了数字人权保障,但仍存在理念更新不够、措施不全、机制制度创新不足等问题。未来,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围绕数字检察战略实施,更新人权保障理念,加大惩治网络犯罪力度,加强公民个人信息检察保护,通过公益诉讼加强对群体性数字人权公益保护,积极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制度,加强数字人权保护。

新时代检察职能一体化的推进与实现路径

检察职能一体化是司法体制改革检察环节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法律监督、促进公正司法、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的具体体现。检察职能一体化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充分的实践需要以及自身的发展要求,赋予了检察一体化新的内涵。但也应当看到,我国检察机关在职能一体化的改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检察机关应以系统观念为“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提供科学指引,统筹谋划从促进相关检察职能的一体发展、推动不同检察职能的有机融合、强化特殊检察职能的科学调配等方面探索检察职能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法律监督”概念内涵的中国流变

我国的“法律监督”概念,乃是在借鉴和理解苏联的检察机关定位、监督职能和“检察监督”概念之基础上形成的。苏联法中的“检察监督”,是在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下,以一般监督为核心,以垂直领导为组织保障所形成的概念。基于对“检察监督”的认知,“法律监督”在中国最初是作为一个法学概念被提出,并初步完成概念转型。“法律监督”入法成为法律概念后,在中国法的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最终获得宪法上的内涵并具有了中国化的理念和制度内涵。在强化诉讼监督及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四大检察”新格局下,“法律监督”在职能维度成为一个具有宪制基础并拥有广泛监督职能的专门制度,是党领导下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法律监督”概念的核心内涵已经定型,但职权配置方面依然处在动态演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