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电影放映的运作机理与实践效能——谈国家对乡村的柔性治理

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实施了“电影下乡”政策,以集体娱乐的形式和寓教于乐的实践机理作用于对乡村的柔性治理进程。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以政治宣传和教育的方式承载着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多重治理目标。口述历史资料分别回溯了基层政治精英视角下的国家治理向度与农民视角下的实际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一方面,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农民的居安思危意识、革命斗争观念与集体理念的结构性强化,并革新了乡土底色;另一方面,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国家既定的治理目标未能完全达成,电影放映的治理效能有限。此外,电影放映背景下的“国家—农民”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支配—抗争”型,而是非完全的正和博弈关系,反映在电影放映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各取所需”的互动关系。对这一时期的柔性治理机制进行探析,能够服务于当代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农民主体性缺失:过程与机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涉及农村发展的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逐渐强化。在此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以中西部地区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实施为表述对象,以“国家—基层政府—农民”关系为分析框架的研究,揭示了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形成过程与内在机制。国家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政治任务序列并辅之以明确的政策规定、目标要求和严格的执行规范。面对高强度行政压力和绩效冲动,基层政府将人居环境整治视作常态化中心工作,集中体制内资源、动用诸种行为策略以短期内完成政策任务并规避诸种不确定性行政风险。而在国家权利分配和基层行政主导背景下,村民自治的作用空间被压缩、政策理念与农民认知冲突凸显,农民被有效动员参与政策实施的难度提升,并表现出诸种“不合作”策略。从政策实施中各主体行为过程与逻辑出发,可发现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排斥”和“退出”两种相互促发的形成机制,进而为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农村民生政策实施机制以激发农民主体性提供了方向性参考。

村庄合并过程中权力的微观运作——晋西南某镇的个案研究

在已有农民维权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家—农民"关系的讨论多以对抗为主,形成了"强国家、弱农民"的主流范式;而现实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强弱关系是辩证的,具体场域中作为国家象征的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可能处于弱势,而基层民众则处于强势地位。文章通过对乡土社会中村庄合并这一具体事件的深入考察,对既有"国家—农民"关系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补充,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文章认为:一是在特定场域中的国家—农民关系的强弱是辩证的;二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悬浮推进、工具理性与数字乡村建设转型

数据资本时代,挖掘数字红利以加速乡村发展是全面脱贫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数字乡村建设承载着这一目标应运而生。“国家—农民”关系视角下,农民主体性保障不足、被动性卷入的参与方式,以及陷入娱乐化与主体赋能的迷思,建构了数字乡村的“悬浮式”推进路径,由此造成下沉困境。这一困境滥觞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主体化,并进一步溯因至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目标责任的行为导向、农民能力贫困及主体性激励不足致使回应无力,以及政策供需错位压缩其制度化成长空间。为此,实现数字乡村建设本体性价值回归至关重要,这就要求践行人本主义数字乡村建设理念,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推动数字赋能主体激励内生化,同时从多个要素入手整体构建数字乡村发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