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业过程中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的探究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下,现在农民创业的热情非常高涨,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不少基层政府没有很好地理解政策的精神,导致创业过程中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出现了偏差,使得农民不相信基层政府,甚至对有些干部非常反感。本文分析了关系出现偏差的原因并提出了完善的措施。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和谐关系之路径建构研究

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政治、信任上的"软危机",经济、管理上的"硬危机",都已成为影响中国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更阻碍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两者和谐关系之建立。故在"后农业税时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探析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和谐关系之路径建构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价值。

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发生在农村的各种集体性事件、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纠纷都不同程度的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不开,也与政府对农民的信任分不开。本文从研究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这个问题入手,梳理了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的五个方面,即政府与一般公民的信任关系研究,农民上访现象中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干部与农民群众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和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研究。最后对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进行了评述。

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的基层政治精英——以东北内陆农村F镇为例

基于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农业镇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对村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来说,人力资本决定着其在村级权力结构中能否获取和保持高端职位。处于村级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村党支部书记,是沟通国家与农民的桥梁。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中,村党支部书记群体是可以贯彻国家意志最后的屏障。在国家-农民关系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优质人力资本的村干部能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平衡国家和村庄的权益,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用户友好型政府:互联网如何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

互联网技术同步实现了对社会的“赋权”与对政府的“赋能”,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的实现值得思考。基于上海的案例研究发现互联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经历了不同阶段。在微博和业主论坛时代,草根意见领袖崛起,成为基层政府不得不重视的社会力量;在微信时代,草根意见领袖式微,基层政府通过政务公众号和微信群与群众发生直接联系,网络技术成为精细化管理的工具。基层政府由回应型政府向用户友好型政府转变,从注重诉求回应与公共协商转向注重需求管理与精细化管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深化对当下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解

贺雪峰撰文《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以农民上访为问题意识之来源》指出，一直以来，学术界和媒体习惯于将农民上访与农民维权联系起来，认为农民之所以上访，是因为农民的权利受到了基层政府权力的损害。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且通过乡村体制改革极大地约束和弱化了基层政府的权力，农民权利受到损害的现象理应大量减少，但令人意外的是，农民上访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长。

论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功能实现部分。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核心部分包括政府公共性建构、基层民主建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规范,以及政府治理法治化。当今,面对基层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现实,基层政府治理需要实现体制上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变化,通过改变传统治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治理方式,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以现代法治原则来规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的作用,并使其参与到基层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当中来。

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的理论与研究概述

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日益重视,关于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国外学者在对西方本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式,其中一部分为国内学者所借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和研究状况的概述。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基层政府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发挥的作用

增加农民收入 ,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目前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面临诸种困难。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 ,除了国家应继续实施有利于调整宏观政策外 ,基层政府应有所作为 ,充分发挥作用。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建国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中的政府作用浅析

尽管建国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的方式不同 ,但无论强制性抑或诱致性制度变迁都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制度变迁的过程也表明 ,组织变迁的方式和组织内部相关的制度安排 ,只有在政府与作为直接生产者农民之间达成协调一致 ,才能使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绩效达到最佳状态 ,所以 ,制度变迁中既要发挥政府作用 ,又要考虑农民的愿望和要求 ,这是建国后农村经济组织变迁 ,提供的最基本的经验和启示。

从一个案例看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

１９９７年８月，广东台山市水步镇政府决定征用步溪管理区玲佩村的１．９公顷土地，用于建派出所和工业开发区。按惯例，镇政府与该村村长拍板成交了事。谁知村民认为征地是大事，不能让村长一个人说了算，于是阻止施工，还准备集体上诉。为此管理区经过集体商议，采取了...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街道体制改革及其取向——基于政治社会学三个向度的审视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转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在困境与矛盾的"倒逼"下,街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体制入手,对其行动逻辑及目前改革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从集权与分权、国家与社会及政府与市场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条主线与三个向度进行审视,意欲提出今后街道体制改革的一种价值与路径取向。

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台湾政治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也呈现良好势头。但无论是两会协商机制还是国共党际交流,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是经济方面,两岸仍然处于分立状态,政治议题进展不大。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出发,比较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及加强基层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必将有利于两岸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利于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形成,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

能人治村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以苏州望亭镇调研为讨论起点

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因为工业化起点与方式的差异造成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种不同实践形态,分别集中在以苏南和上海为代表的农村地区、浙江农村地区、珠三角地区。苏南和上海农村地区工业化以集体性质乡镇企业为起点,浙江农村工业化以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为起点,珠三角核心区工业化以招商引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为起点。不同的工业化道路造成了不同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当前珠三角地区存在的最大困境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集团,这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是非常有害的。到目前为止,苏南和浙江土地食利者仍然很少。苏南地区的能人治村代表了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珠三角地区基层治理走向何方,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