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二元架构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国家与社会并立互动的二元结构,这就为民间法的继续存在与发挥作用提供了社会条件。由于国家、社会二分而形成的大、小传统的阻隔为民间法的存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建构及其互动之思考

本文从法、法律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入手，指出在国家制定法之外存在另一非国家形态的民间法，并以历史渊源、内容规定、运作方式诸方面比较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建构并不仅仅因为国家法的缺陷和供给不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并对如何消除这种差异和阻隔，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双向对接作了一些尝试性探讨。

法制资源:从“二元整合”到“一元整合”——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整合为视角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整合为视角,由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内在冲突、我国“二元整合”传统的历史惯性以及国家法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制资源的整合实行的是“二元整合”模式。这带来诸多方面的问题。对此,可借鉴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的经验,从实体互动、程序互补和文化互联三个方面对我国国家法和民间法进行“一元整合”。

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之反思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和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现象,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现状,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对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罔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法经济学视角下国家法的限度——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关系的重新定位

当下法学界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民间法具有"乡土性"、"依附性"及"弥补性"特征。然而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民间规则是通过私人自主博弈而实现的最优产权安排,只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而妨碍了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的效果,国家立法的有限度地干预才成为必要。因此,依赖于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和自我实施的民间规则,才是产权安排的理想状态,是整个社会规则的根本基础。国家法不应介入低交易成本条件下的私人自主博弈,在高交易成本条件下不可替代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并应避免公共选择对集体选择的替代和排挤。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探究——一种基于法律渊源视角的考察

通过法律渊源之视角,发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尤为密切。近代以前,不少国家的成文法典完全就是民间法的汇编;近代以后,虽然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立法群体专业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改进,但国家法中还是予以民间法一定的认可。民间法与国家法共生、共长于同质的文化土壤,二者有着共同的对于和谐秩序的价值诉求。因此,只有理性把握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立法、司法实践。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与沟通

对处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民间法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社会条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阻隔又为民间法的存在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二者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惘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法律乃是一种使人类事业受规则治理的事业。完整的法律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机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不是自足的规范体系,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局限性。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民间法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功能,要充分认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保证国家法的权威和尊严的同时,逐渐消解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两者在法制现代化这一历史前提下的互动整合。

“真实”与“建构”的二元对立——论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的断裂与合作

本文借助发生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三个案例,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还原到具体情境中去观察和讨论。文章指出,在规范文本乃至法律运作的现实过程中,由于知识系统、价值观念及具体程序性等差异,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之间的断裂和冲突现实存在;但同时,在纠纷解决活动中,当事人,第三方"德古"甚至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在内,都并非囿于二元化的思维模式,而是体现出多元化的规范或权威之间相互利用、配合和弥补的趋势。我们需对学术话语所建构的二元分离加以反思,而超越"二元"模式的真正契机往往不是从立法领域,而是从司法及法律实践领域开始的。

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现实互动与历史变迁——中国西部司法个案的透视

在中国西部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呈现出纷繁复杂、迷离扑朔的局面。其至少可概括为六种互动形式。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西部的互动现状及其变迁趋向 ,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 ,这对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 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化与调适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 ,分析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乡土社会的调适 ,着力揭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形下 ,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探讨在转型期社会分化与重组的条件下 。

唐代契约实践中的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以民间借贷契约违约责任为视角

在唐代社会,契约是调整民间普通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官府对契约虽有一定的立法,但民间社会在契约的订立、形式、履行等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习惯。本文通过选取当时民间借贷契约违约责任作为考察的视角,分析认为: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律的精神基本保持一致,但两者也有冲突和矛盾的一面,与此同时,彼此之间又相互影响和作用,从而构建传统唐代基层社会的契约秩序。

人本主义法学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国家法应尊重体现人的善良意愿的民间法,宽容体现人的弱点的民间法,认可有利于维护和谐秩序的民间法,吸收有利于减轻人的痛苦的民间法,禁止加剧人的痛苦的民间法。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国家法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人们选择适用民间法的权利。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利于防止国家法的异化。同理,发挥国家法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民间法的异化。建立包括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元规则体系有利于为人们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

由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看民间法研究发展现状及问题(1991—2015)

本文以1991—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为资源来源,以民间法内容为研究对象。对与民间法主题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通过年度立项、项目类型、学科、负责人、承担单位、地域分布,立结项题目、学术论文发表、结项形式与等级评定、成果出版、研究热点等分析。在立足相关数据基础上对学科问题探讨,总结民间法研究发展趋势及存在的若干问题;为学术研究及科研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