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中国式现代化与关系社会学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提出了时代任务。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聚焦社会行为从传统向现代的模式转变,但囿于欧美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哲学理念,欧美社会学家提出的论断漠视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忽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轻视社会行为背后的联系性研究。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社会学派的联系性理论视角,创立十余年来获得了中国关系纽带、关系机制、关系文化、关系网络等四个方面的理论突破。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出发,就关系社会学的未来研究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包括人口规模巨大视域下的社会关系模式渐变命题和代际关系调适命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促进型和抑制型关系机制命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视域下的关系纽带变迁命题和关系行为惯习命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域下加强环保意识和强化环保行为的关系作用命题、走和平发展道路视域下的中国关系网络相对优势命题。

社会网络理论视域中的职业教育产教关系:问题表征与关系重构

考察职业教育产教内部关系对推进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具有重要价值。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分析产教内部关系的全新框架,即结构洞驱动了以技能传递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产教关系网络生成,产教关系深入是从技能需求出发的弱关系向强关系转化并保持适度平衡的过程,产教互动的本质是以技能转换为诉求的产教资源双向转化。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关系呈现出僵化、失衡、退化的产教强弱关系样态,结构洞中介作用弱化导致产教资源流动受限,职业教育存量社会资源的可观与高质量技术技能社会资本匮乏并存。未来产教关系构建的着力点应以强化弱关系、拓展结构洞、增强社会资本为目标,创新构建以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相互交织、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优势互补、信息流动与资源共享有效协同的产教融合载体。

“统-分”辩证演绎: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演变及其内在机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安全格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长期以来,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基于其紧密相连特性,在行动上一直处于相互交织、共同促进的关系状态。系统分析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发现,两者在“统”与“分”辩证关系逻辑中流转:早期的国家安全强调管理和治理意义,重视国家安全在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体现了“管理/治理中的安全”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国家安全单列专章进行全面系统阐释,并将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视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治理”逻辑。深入地看,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统-分”关系逻辑转变的深层动因在于:全球社会高风险状态下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践行是国家安全地位提升的基础动因;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更高水平的安全秩序作保障,成为国家安全地位提升的内在动因;把握国内外形势、筑牢安全屏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安全发展的根本动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互构中形成的凝聚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逻辑互构,优化国家—社会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实现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社会发展视域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变迁——以对非营利领域的考察为中心

既往国内非营利研究主要以社会组织反映社会,开展“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并取得了诸多进展,但这一思路愈加面临对现实的阐释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及民间驱动力的持续下,社会形态呈现了从简单到立体再到广泛参与的三种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公益领域以其公共利益目标吸引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生长出多元社会主体的丰富实践与广泛关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先锋力量。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以社会组织反映社会的既往研究思路,已经难以阐释主体更加多元、构型更加立体、联系更加普遍的当下社会状况。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向“以社会公益反映社会”的思路转变,对于准确、深入阐释当下“国家—社会”关系状况具有必要性。研究思路的转变并不是对既往思路的否定,而是对既往思路的时代调适和有力发展。

基于Peplau人际关系理论的出院计划对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心理健康、社会功能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基于Peplau人际关系理论的出院计划对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心理健康、社会功能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将2022年1月—2023年6月在大冶市人民医院甲乳胸外科接受治疗的18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93例。对照组接受常规院外护理,观察组接受基于Peplau人际关系理论的出院计划干预,比较两组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生存质量和护理满意度的差异。结果:护理前,两组心理健康测试问卷(DCL-90)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DCL-90评分较护理前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生活质量综合评价量表(GQOLI-74)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角色功能评分较护理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服务态度、护理技能、沟通情况、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Peplau人际关系理论的出院计划应用于甲状腺手术患者,能改善心理健康状态,提高社会功能和生存质量,还可提高护理满意度。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演进中社会关系的出场路径研究

有学者误认为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在发展中存在断裂,其原因在于缺少对人的本质理论中社会关系出场的准确分析。对此,文章基于马克思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思想的演进与深化,对人的本质理论演进中社会关系的出场进行说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连贯性与科学发展性。

基于协同理论的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相结合审计模式研究

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是我国审计监督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构建三方协同的审计机制,推动审计模式不断创新,确保各类审计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当前审计模式运行发展的方向。本文在明确协同理论导向下三方协同审计模式构建意义基础上,说明不同审计方式的协同关系,提出三方协同审计机制构建内容,明确新型审计模式实施保障,以此为推动审计全覆盖、推动我国审计事业创新发展起到应有促进作用。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扬弃及超越——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本文首先探究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总体观点即其中的基本思想和内在逻辑;进而分析在此一时期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等作品中所阐明的主谓颠倒方法,及其对此时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最后阐明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方法这一中间环节,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个观点的多维深刻批判,从而得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命题。这一命题为后续马克思一系列思想发展与深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以《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为中心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后的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首次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直接达到成熟共产主义社会,要经过“过渡时期”,再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是对马克思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性的认识,是对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来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探索,是经过积极主动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至共产主义的实践范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对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坚持与创新,对于明确中国社会发展前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意义重大。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当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经历了农耕时代的高度一体、工业时代的二元分离,再到信息时代的双向互动三个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对于新时代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理路——基于“丁费之论”的探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在费孝通和丁克全的学术论见中,呈现了关于这一命题的贯彻与运用。无论是丁克全所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内容的构建探索,还是费孝通强调的基于调查实践推进的中国社会学建设之路,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思考,是志在用社会学学科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研究行动。“丁费之论”中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研究理路,对于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反思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作为对原有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的修正和补充 ,“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中国民间组织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 ,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 ,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社会共生关系理论下城市老人以房养老模式探索

以房养老社会共生关系是一种资源互换型的共生关系,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约束条件三部分构成。城市老龄人口作为一方主体与另一方主体农民工及城市无房低保人员,以住房资源与意定监护关系资源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资源互换。相对独立的住房资源可通过居住权设立的方式取得,居住权益可扩展至同居住权人存在人身关系或人身依附关系的家庭成员。意定监护关系资源的供给方为个人,稳定性相对较差,可将与居住权人共同居住的成年家属列为第二顺位的意定监护人。为维持和促进资源互换型共生关系的良性运行,应坚持意定监护过程中“人财分离”的原则,并借助监护监督之力,在共生主体之间寻求平衡。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助残社会组织韧性生成研究——以S市15家助残社会组织为例

韧性研究已成为新时代观察助残社会组织作用转型的重要视角。以S市15家助残社会组织实证研究为例,将其在新冠疫情期间何以生成韧性的实践进路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考量,为构建我国助残社会组织韧性治理体系提供经验。研究发现,其韧性生成由“潜在基因-显性响应”组成,潜在韧性基因表现在关系、战略、文化、社会、专业、资源、结构等方面,显性响应过程经由“韧性触发-韧性反弹-韧性反超”三个阶段,从“资源整合”到“资源探寻”再到“使命实践”统筹发展与安全,并呈现适应性、变革性和成长性的助残社会组织韧性生成规律。为实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助残社会组织作用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能力建设为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机制成为助残社会组织韧性建设的路径所在。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前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思想;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并存的观点;后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化理论体系,既有"多元主义"、"回归学派",也有国家限度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特别是后者使国家、社会单极走向的研究路径得到了较好的校正。在这种视野下,国家与社会趋向交融与整合状态,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性逐渐得到关注,国家与社会日渐步入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关系架构,治理与善治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统合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理论视野、经验观察与政治选择

统合主义理论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经典理论之一,具有理论分析和政策设计的双重功能。然而它是基于欧洲大陆的政治社会环境所产生的政治安排和学术分析工具,因此用于中国研究时,在适用性上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概念使用混淆不清。中国从未以统合主义为指导进行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中国的群众组织及其衍生出的新型社会组织,与统合主义组织更多的只是表象上相似,而非实质上的相同,因为它们是基于与统合主义完全不同的政治逻辑、社会阶层结构、生产方式、政党体制和意识形态话语。即使说中国有统合主义,那么这种统合主义也是低度制度化的,因为此类组织对本利益群体利益代表的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比较有限,具有精英主义、工具主义和侍从主义特征。中国草根社会组织的发育,则又表明多元主义特质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