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罗伯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观点述评

本文在阐释罗伯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 ,总结了他在新世纪初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看法 ,即全球经济呈现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双重特征、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以及全球经济新秩序必须立足于强有力的政治基础等。本文还结合现实对吉尔平的上述观点作一些评价。

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罗伯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观点述评

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阐释了罗伯特·吉尔平的“国家中心”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了他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看法,即全球经济呈现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双重特征、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以及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必须立足于强有力的政治基础等,并对吉尔平的上述观点做了一些评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道义现实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公共外交

百年变局,百年潮涌,全球文明互鉴和中外人文交流深度发展,中国作为崛起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形象、故事亟须更多地方形象、故事的填充与发展,如何讲故事、树形象、谋发展面临更多挑战。本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对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的前提提出一个道义现实主义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分析框架,认为领导者作为驾驭全局的能动性要素,对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进行命题,从国家形象视角、国家利益视角、话语权视角分析其要求,从概念范围、来源与切入点对其进行辨析,从指引方向、有效路径与现实检验对其培育进行研究,服务中国外交和地方发展大局。

《我们的国家公园》与镀金时代的树木现实主义

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中,约翰·缪尔所营造的西部森林美学中隐含着一部镀金时代的森林资源开采历史。一方面,缪尔通过树木审美来回应镀金时代森林被视作资源的观念,具有现实主义批判意义;另一方面,他的森林保护美学话语融合了树木的生命价值,蕴含其中的整体主义思想与生态议题具有同构性,归结为一点,即缪尔的树木审美上升到生态现实主义层面。本文通过建立“树木—文化”与布伊尔针对环境表征问题所提出的“物质和漫想的双重责任”的相关性,揭示缪尔树木审美背后的现实主义议题。通过分析镀金时代的树木现实主义,有助于理解缪尔荒野保护思想的内里及其对解决当下生态问题的启示意义。

历史叙事的建构与现实主义的创新——评常芳的长篇小说《河图》

山东作家常芳2023年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河图》,再现了辛亥革命时期济南泺口小镇争取独立革命前后的时局动荡和社会世态变化。小说围绕历史叙事主题,展现不同社会阶层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态度和接受心理,以及对社会满怀期待与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个体命运,又借助于民间日常生活书写,构建历史叙事背景下,社会富足阶层、底层市井民众、官员和洋人群体,于独立革命爆发前后的思想状态和生活形态。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故事内容和叙述形式上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融合中国民间文化元素和引用传统怪志小说的奇异故事,进行文本叙事的隐喻和暗示,从而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超越和创新。

国家利益研究的范式之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本文通过比较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基本假定和理论主张 ,认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方法的代表 ,主张国家利益是天然固有的 ,是外生于国际体系的 ,并且包含有物质主义的内涵 ;但是 ,建构主义则认为 ,国家利益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 ,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可以改变国家行为 ,更重要的是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略论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观点中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一是国家的"权力","生存"和"安全"是国家的目的,"权力"则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这就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理论体系。这一国家利益观,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生存和安全是国家的重要利益问题,并指出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无论是从目的还是从手段来看,新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都存在着过于狭隘和片面的缺陷。

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原则

“国家至上”,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世纪的法国。它在法国及欧洲的实践,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国际体系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并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发展。

魔幻现实主义与国家话语的重构——魔幻现实主义与新时期中国文学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一直没有解决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困境"对中国作家的困扰一直延续到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国家话语缺失,魔幻现实主义在这一背景下被引入中国,并催生了寻根文学,从而参与到国家话语的建构进程。寻根文学在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回归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策略虽然是成功的,但在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技巧嫁接到中国文学实践过程中,却患上了水土不服之症。二十年后,莫言终于以极具东方文化观念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死疲劳》完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化,而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对国家话语建构的初步确立。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国家话语的互动历程,为新时期文学解决中西"关系困境"具有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解读

以色列国家安全在国际、地区以及国家单元三个层次上存在着结构性安全困境。以色列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存在着矛盾,并往往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安全诉求相互冲突。以色列希望通过维持均势、建立战略优势、改善安全环境的现实主义安全政策,并未促使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桎梏。对两种博弈模式的分析说明,只有在安全互信的基础上,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建立切实有效的合作安全机制,才是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

西方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局限性及其负面影响

本文通过对西方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分析,揭示了其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上对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认为当今时代西方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主要是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服务的,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各国应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以和平、公正的手段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

国家安全:范畴与内涵——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冷战时期，当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高级政治”地位还不可动摇的时候，罗伯特·基欧汉就已经在他于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敏锐地捕捉到了经济的相互依赖给国家安全象征主义带来的挑战：“国家安全”概念的含糊性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各种各样往往是互不一致的卷入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冷战后，由于相互依赖的不断深入而形成的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家安全是不是像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已经演变为以经济安全为主的包括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印本文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探讨这一重要的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对欧的经济外交——以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分析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美国外交的国内起源,它作为研究美国外交的新视角,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更多地呈现出非孤立的特征,美国积极地参与一战后欧洲的重建。但正是因为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权使两战之间美国的外交呈现出分散化、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特征,最终使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外交以悲剧收场。

“有用之用”——民族国家想象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现实主义在上半叶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勃兴,与其所承载的"有用之用"这一现实的功利性息息相关。在动员全民族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现实主义"一开始便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成为文学参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利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之比较研究——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作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各有所长,但都不能完全解析国家安全面对的新情况。因此,只有全面、辨证地分析其主张,才能更好地认识冷战后国家安全的新变化。

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之比较研究——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

比较分析了新现实主义的军事、个体安全,新自由主义的合作、机制安全,建构主义的文化、建构安全。这三个理论范式各有所长,但都不能完全解析国家安全面对的新变化。因此,对西方的理论流派中的国家安全观要全面、辩证地分析。

中亚国家大国多边务实外交战略论析——基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视角

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原五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独立,为了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些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确立了多边务实外交战略。中亚国家所奉行的多边务实外交并非"等距离"外交,其外交政策表现为一定的不平衡倾向性;中亚国家对外交往的亲疏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动态地调整,尤其在与俄、中、美三大国的外交关系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试论我国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安全的现实性提升及其对现实主义研究视角的呼唤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迅速上升,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文化安全的研究应该纳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视角。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尤为紧迫。

后发展国家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与反本质主义

当代知识领域中的反本质主义,有助于我们认清概念的话语属性。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自然生成的文学,它首先是用来标榜文学现代性理念的一种修辞装置。为了走出"现实主义"的话语属性,我们应借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还原到后发展国家文学发展的具体现场和脉络当中,使其历史原貌得以复原。同时,只有把现实主义定位为现代性产物,并在现代性框架中对其进行释义,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主义在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在民族国家与文学之间——初创期的现实主义批评话语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主要的批评话语,现实主义批评话语首先作为一种科学话语产生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它表现为从科学话语的自然主义到文学话语的现实主义,从民族国家到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过程。而一旦确立,现实主义批评话语就以一种遗忘的方式在重叙文学史中改写了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而为获得后来的强势话语地位敞开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