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人题咏帝王书法的言说方式与“圣君”政治

诗人因观“帝王书法”而题写的论书诗文往往被研究者忽视。清初诗人朱彝尊、王士禛、査慎行等获观或受赐了较多明、清两朝帝王书迹,留下了许多诗文题咏,但常被当作一般迎合君主权威的“颂圣”文章而未被深究。事实上,这些诗文题咏艺术化言说方式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沉的、已内化为我们民族心理特征的情感——对“圣君”的呼唤。诗人通过追比远古贤王的“尧文羲画”说、在下瞻仰的“云汉天章”说及与《兰亭》相比较的“超越书圣”说,传达了华夏民族知识分子心中“圣君”的应然形象,以及由明末到清初“圣君”传统的断与续带来的情感起伏。对诗人而言,帝王处理政事和艺文的关系是否得当、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圣君”传统是否能得以接续,才是评价帝王书法最重要的尺度。

“圣世”文学与文学“盛事”——略论明初的“君臣酬唱”

明初“君臣酬唱”盛极一时,呈现出参与者众、次数繁密、时段较长、场面宏大、君主主导等特点。酬唱非惟文化活动,更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掌握酬唱主导权的朱元璋表面上推崇“君臣相得”,实则意在树立“圣君”形象;出于追慕理想、献言上谏、提振文风的需要,以士大夫为主体的臣僚亦积极参与酬唱。君臣所抱目的、所持立场不同,却扭合成明初的“圣世之音”,也致使酬唱出现种种吊诡。朱元璋借酬唱巩固君主权力、推行文化改革。洪武十三年后,政治环境的改变对酬唱活动造成客观限制,宰相制度的废除则使得“君臣酬唱”的内在逻辑无法自洽,“君臣酬唱”终至风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