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BE教学理念的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以“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课程为例

研究生心智较为成熟,社会经验相对丰富,思想较为独立,因此课程思政教育也更具有其特殊性。OBE教学理念的内涵契合研究生学习特点。将OBE教学理念向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迁移,构建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理论框架,以城乡规划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得出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具有研究生对课程思政认知偏低、接受态度一般,课程质量是重要决定因素,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特征。从课程思政建设措施来看,应从加大对研究生及任课教师的宣传力度、加强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之间课程思政教育的协调性、切实提升课程质量、教师以身示范等方面入手。

场景理论下体育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与路径

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体育强国建设、体育产业场景化发展等背景下,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探究在场景理论下体育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与路径。体育场景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包括:培育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城市体育消费;打造城市创意环境与氛围;引导城市公众行为。体育场景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包括;巩固城市体育文化建设;构建城市产业发展新平台;拓展体育消费场景;优化城市创意环境与氛围;强化体育舒适与美好生活需求的精准匹配;促进城市区域化体育发展格局的显现。

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城镇化、城市蔓延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始终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度剖析这一社会经济重大变革进程中阻碍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科学研判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可行路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探索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范建双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新著《城镇化、城市蔓延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城镇化进程中的要素配置、房价演化和环境因素为切入点,构建了城镇化与城市蔓延的关系框架,通过全面廓清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蔓延的发生机制、治理路径和政策设计,深刻洞悉了城市蔓延困局下的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

基于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差异来源和分布动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趋于均衡。(2)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在观测期间,武汉城市圈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为显著,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区域内差异波动下降;三大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均呈下降趋势;从差异来源看,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主要是由区域之间的超变密度构成。(3)从核密度曲线的分布特征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和三大子区域的核密度曲线均呈现“长尾起峰”的态势,并且三大子区域内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扩大趋势。基于上述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全力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各城市应因地制宜进行数字经济的差异化和特色化产业布局,并加强数字经济产业的跨区域政策沟通和协作。

“中心开花”需时日: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例

利用中国19个城市群面板数据,基于多维指标测度城市综合规模并估算城市群空间结构,进一步识别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单中心结构显著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市化率、经济发展水平或创新水平均较高的城市群中,单中心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多中心结构显著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单中心结构则更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发展。上述结果说明我国实现城市群的“中心开花”,即由单中心转向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型城市群尚需各方共同努力。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非均衡及空间收敛

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综合运用箱型图分析法、Dagum基尼系数法和空间β收敛模型,分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非均衡特征和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2011-2021年全国及四大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非均衡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位数以上的城市是数字经济发展增长主体;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且各区域间差异呈逐步缩小趋势;全国及四大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北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慢,而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作用加快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收敛速度。

智慧城市建设与区域产业经济融合发展的思考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城市发展和区域产业经济面临重塑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深入解析了智慧城市建设与区域产业经济融合的内涵,探讨了它们结合所带来的变革意义,如有助于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和经济发展、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等,并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针对性策略。

高铁网络结构特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自三大城市群的经验

交通系统是地区间要素流通的物质基础与空间载体,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基于2014—2019年城市间高铁列车运营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在对高铁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实证分析高铁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期内,三个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网络连接性明显提升,成渝城市群网络结构相对松散;高铁服务强度逐年提升,逐渐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放射式网络格局;长三角城市群中城市中心度与客流组织系数普遍较高,城市间差异相对较小,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中心度与客流组织系数呈现出两极分化特点,省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高铁网络连接性的提升整体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服务强度改善对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客流集聚能力差异是影响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中心度差异的作用强度逐年递减。建议优化高铁网络布局,实施差别化服务改善策略,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皖江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2-2021年我国皖江城市群相关产业数据构建计量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区域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结合F检验与Hausman检验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考察期间内,皖江城市群区域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渐进式增长态势;区域内各城市间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其中合肥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良好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指数为0.696),芜湖、马鞍山、滁州等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轻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指数在0.4-0.6之间),安庆、宣城、六安、铜陵等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中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指数在0.2-0.4之间),池州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指数为0.188);皖江城市群区域内数字经济和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依其作用大小,依序排列为财政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和金融服务水平,均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商贸流通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滇中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演化特征

以滇中城市群为研究单元,在ArcGIS和GeoDa技术支持下,采用相对发展率、泰尔指数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究2009—2018年滇中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特征。结果表明,2009—2018年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绝对差异较大,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滇中城市群内部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但总体趋于平稳,随着时间的发展,各县市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缩小。2009—2018年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正相关性增强,区域间经济联系加强,经济发展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的向外扩张态势。为此,提出了强化一体化发展、环滇中地区同步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模式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滇中城市群经济政策改革、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规划提供参考。

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了吗?——基于京津冀城市群面板数据的考量

现有文献大多证明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学界对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效应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京津冀城市群2010—2021年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可以更直观地考量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总体上呈正向促进作用,本地和邻地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都对本地的人均GDP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京津以外的城市会产生一定的抑制影响,相邻城市间的这种抑制作用更强;京津冀城市群中,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区经济的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邻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区经济的抑制作用;而城市群总体的极化效应大于涓流效应,加剧了地区间经济的差异分化,未能充分实现协同发展。因此,要加大河北省落后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进一步推进以石家庄为区域交通枢纽的投资建设,加强京津与环京津地区次级城市的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雄安新区作为冀中地区增长极的产业梯度效应和冀中南交通纽带作用。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

区域差异是理解农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发展条件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同,造成农民城市化逻辑的东西差异。农民城市化的东西差异体现在城市化动力机制、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城乡空间跨度和城乡关系四个方面:东部地区在全域工业化基础上,形成了由市场先导和农民主动、全务工型、离土不离乡、融合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完全城市化;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空心化基础上形成了由政府推动和农民卷入、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离土又离乡、寄生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过渡型城市化,前者是高质量的稳定城市化,后者是低质量的半城市化。东部地区农民完全城市化的关键条件是其良好的区位条件下所形成的产业基础,而中西部地区缺乏产业集聚的区位条件,农民城市化并不稳定,将来需要在具备产业基础的大中城市进行二次城市化。

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山西太原为例

由于城市发展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客观规律,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升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动态演化关系。文章提出通过中心城市太原合理化再配置区域生产要素、调整区域产业分工、抓住新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技术应用推广的契机,全面提升城市综合质量,重新规划次级城市的发展路径,辐射带动次级城市要素承载能力和要素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从而在“集中”的同时“辐射”,在“聚合”的同时“联动”,在作为增长极率先发展的同时防止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研究

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是衡量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耦合协调分析,测度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后者略优于前者,在空间演化上呈“东高西低、连片发展、南北边缘低、差异化显著”的特征;两大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呈“同频”发展趋势,指标差距逐渐收敛,整体上呈“以上海为中心向城市群外围圈层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协调等级划分上,初级协调城市占比较大,中高级协调城市占比较小。建议从统筹城市韧性理念、释放空间集聚效应、缩小城市群内部差距、打造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等方面推进城市韧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社火民俗体育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社火作为广泛流行于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的一种节日庆典民俗活动,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和传承价值。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社火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产业化无疑是推进社火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效路径。文章分析并论述了城市化进程对社火民俗体育文化的影响,并对社火民俗体育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浙中地区“双层+七链”城市团发展布局的区域经济分析

浙江省城市团通过都市圈设计推进了都市圈内城市间的协同发展水平。目前由4个都市圈围绕的浙中地区的中心地协同发展质量有待提升,要在县(市)腹地内构建微中心,并在县(市)行政边界处构建新的增长点,在县(市)中心地间扮演节点角色。以东阳市中心地为交会点,构建起“双层+七链”发展布局,“双层”的核心层是东阳市,外围层是“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天台县—磐安县—永康市—义乌市”城市环,同时在东阳市与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台州市、温州市、丽水市、金华市之间形成七条城市链,即“杭东链”“绍东链”“东宁链”“东台链”“东温链”“东丽链”“金东链”。“诸东链”“嵊东链”“新东链”“天东链”“磐东链”“永东链”“东义团”是构建“双层”城市团以及发展“七链”的基础,放射状的城市链空间布局使得以东阳市为第一层次的“双层”城市团能够在杭州圈、宁波圈、温台圈、金义圈之间发挥纽带作用,同时也在浙中地区形成浙江城市团的新的隆起。

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出各省级行政单元新基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逐年升高,其增长幅度皆呈增加趋势;②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最低;③新基建发展水平在省域之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省域之间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影响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空耦合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本文对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判,期望为中国新基建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突破空间距离约束的集约优势,使用2012-2021年30个省(市、区)1的面板数据,通过区域协同的空间分层逻辑,实证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1)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能源于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技术化“三位一体”共生互促。(3)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表现明显,中部则不显著。为此,本文从区域协同促进区域共享发展视角提出相应对策,即:补齐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短板,放大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优势,推进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产业学院建设助力高等职业教育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等职业教育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了加强组织领导、融入区域发展、与区域企业融合、衔接产业链、创新链和教育链等方式,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产业学院建设中,建立管理委员会、依托大数据质量监控云平台等举措,提高产业学院的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以期为高等职业教育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及区域差异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2020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和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2014年相比,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且差距较小;空间分布上,中国数字经济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多极分化状态;东、中、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并且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