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区发展路径研究——以南充临江新区建设为例

南充临江新区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四大省级城市新区之一,这是南充进入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是进一步扩大南充城市开放程度、包容程度的重要呈现路径。通过不断地深入产城融合、创新发展、机制改革,实现新区建设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为南充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为南充建设好省域经济副中心提质增速,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肩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

常州“两湖”创新区未来城市发展策略

“两湖”创新区是常州的伟大构想,为常州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探索未来城市的发展路径,把“两湖”创新区努力建设为长三角地区的国际生态创新中心,以实现常州城市的整体性变革,进一步增强常州市的综合实力,是常州市面向未来的重大议题。论文首先调研了“两湖”创新区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两湖”创新区的问题与困惑;其次提出了“两湖”创新区的发展路径与策略,对常州“两湖”创新区规划建设为可持续、有弹性和创新的城市区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柔性尺度重构:城市创新区发展的行政逻辑——基于A国家级创新功能区发展的分析

城市创新区作为创新要素聚集的区域,超越传统开发区,从生产要素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创新转型、政府制度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尺度重构理论具有“结构—过程”多重属性,为揭示政府何以推动城市创新区发展提供了理论视角。以A国家级创新功能区为例,对其自设立至升级为国家级创新功能区的政府运作过程进行追踪,发现A区的发展是在不改变原有空间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以政府再尺度化战略来实现空间治理的策略,呈现柔性尺度重构的特征,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体来说,城市创新区尺度重构的“柔性”体现为城市空间等级、权力结构、社会网络等以灵活的方式被组织;尺度重构过程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机动性,不同层级政府在重构事项协商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协商议价空间。城市创新区发展最终呈现出“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尺度共同参与的多尺度共治的治理图景。

城市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以郑州市的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出现了空间生产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城市新区作为当前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形式,其中不少还存在缺乏定位、无产业优势等缺点,导致城市空间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分析郑州市不同城市新区的规划理念、容纳人口以及产业规模,学习成功案例的经验并汲取失败案例的教训,为即将建立新区的城市或已有新区的城市提供政策建议,助力城市新区的高质量发展。

雄安新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场景样板城市

数据与劳动结合,形成了数字劳动;数据与资本结合,形成了数字资本;数据和AI技术结合,优化了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之一的雄安新区,数据要素正发挥着放大、叠加和倍增的促进作用。

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是否驱动了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创新扩散机制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等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对其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了高新区技术创新扩散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与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这种积极效果的产生机理,包括促进地方数字经济产品创新和提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水平。但机制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对数字技术应用规模的显著促进作用仅限于高新区内部,对外部企业利用数字技术的影响甚微,这意味着国家高新区对地方数字经济市场需求的拉动力比较有限。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森林城市指示 推进城市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建设森林城市是我国推进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和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推动的一项生态事业,取得了巨大成效,是经过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生态建设之路,需要久久为功的坚持下去。在我国进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和美丽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森林城市指示要求,保持建设森林城市的战略定力,对推进城市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历史维度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为森林城市建设定方向、明思路、促推广和提质量的发展脉络及精神实质;从北京维度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森林城市建设提出的科学育林、延续乡愁、提升颜值和覆盖全域的新要求,阐述了其深刻内涵和努力方向;从全国维度总结提出了持续推进森林城市建设的10点建议。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实施路径

针对流域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趋势,在阐释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理论渊源和发展进程的基础上,从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辨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明确了“双碳”目标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立足于流域生态保护,分析了当前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三大瓶颈因素,提出了流域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经济转型。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测度:基于19个主要城市群

中国城市群研究主要基于地理学的局部视角,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考量不足,对中国城市群整体发展规律的把握也有所欠缺。基于对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分析,从要素集聚度、发展活跃度与可持续性三方面总结中国城市群的整体发展状况,并利用熵权TOPSIS、Dagum基尼系数对各城市群的综合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与分解。从总体上看,主要城市群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但经济带动作用有所下降;从城市群之间的差异看,主要城市群的发展差异始终凸显,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从城市群内部的差异看,主要城市群内部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且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有所增强。

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耦合分析--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

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探究城市群内部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演变规律。选取2007年、2014年、2021年3个时间节点,运用前沿距离法、三阶段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创新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城市间差距在缩小,时空分布上表现为从片状布局向带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各城市多层次分化与省际边界差异的特点,在时空分布上呈现从“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异向带状、片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创新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区域协调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呈现空间均衡发展趋势。

沿海省份城市发展活力评价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以副省级城市为例

以德鲁克社会创新为理论基础,基于城市内三大行为活动主体构建包含人居环境、营商环境、治理环境系统的发展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因子分层动态激励模型对2006—2020年我国沿海省份8个副省级城市的发展活力进行评价,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测度并分析3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各城市的发展活力由高到低依次为广州、深圳、杭州、南京、青岛、宁波、大连、厦门,城市间发展活力综合评价结果两极分化明显,营商环境是影响城市发展活力提升最重要的因素,人居环境次之,治理环境最小。(2)8个城市的耦合协调级别不高,整体处于失调类型。(3)3个系统间相互作用,但其发展水平主要受自身影响。其中,人居环境系统显著受其他两个系统影响;营商环境系统受治理环境系统影响较强;治理环境系统主要依靠自身调节,受其他系统的影响较小。

高水平医院驱动跨区域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高质量发展

本文详述了深圳市大鹏新区医疗健康集团在医疗改革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果。作为广东省高水平医院重点建设单位的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以跨区域合作的方式牵头组建医疗集团。通过对集团一体化运营管理,加强了市属医院与基层公立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有效解决了基层公立医疗机构资源分配不均和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有序的分级诊疗模式,显著提升了大鹏新区医疗服务水平,该区群众满意度连续两年位居深圳市第一。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深圳大鹏模式”在基层医疗集团管理机制中取得了创新突破,为全国试点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

《面向2035年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成果解读

城市交通问题是城市全体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系列课题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围绕城市交通问题这个主题作了系统研究,并撰写了《面向2035年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战略》提出城市交通学是城市科学的组成部分;城市交通问题归属于城市的基础公共服务范畴,本质是提升城市的基础公共服务水平。然后,从战略方向、新要求、治理机制、城市基础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与标准等方面论述城市交通发展的新目标。最后,提出建立和完善城市交通的基础公共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十项行动,为未来城市交通发展明确了行动方向。

国内外城市地下空间标准现状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地面空间资源难以负荷,国家大力支持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本文概述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和利用的发展历程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保护工作的相关政策,梳理我国现行城市地下空间标准以及国际国外现行城市地下空间标准,并分析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参考当前国际上现有标准,提出城市地下空间标准发展建议,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标准体系,促进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可持续发展。

城乡空间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研究——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基于城乡社会发展实际,推动我国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关中平原城市群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其城镇空间、乡村空间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和代表性。基于新时代背景,构建城乡空间高质量融合发展内涵和发展模式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城乡发展核心问题研判,提出以“中心城镇拉动”“乡村崛起推动”等为代表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从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构建城乡产业体系、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通、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共享、健全城乡要素流动保障等方面探索关中城市群适宜性发展路径,助推关中平原城市群城乡空间高质量融合发展。

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分析

为丰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并为沿黄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对策建议,分别构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60个沿黄地级市为样本单元,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赋权并计算2010—2020年沿黄各市生态保护指数、高质量发展指数,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协调度并划分协调等级,计算相对发展度以判断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分析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动态演变情况,结果表明:2010—2020年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大都稳中有升、少数城市呈下降趋势,2020年协调等级整体上还较低,尚有37个城市处于失调状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任重道远;从空间上看,沿黄城市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总体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格局,研究时段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平均值大小排序前十位的城市多为沿海城市或省会城市、后十位的城市多为各省(区)的边缘城市,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政策扶持程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等对耦合协调度有重要影响;2020年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为生态保护滞后型的城市有31个、为均衡型的城市有5个、为生态保护领先型的城市有24个,表明沿黄城市生态保护整体上滞后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碳排放强度与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赛道”和“新动能”,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引擎。基于中国113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分析了碳排放强度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且在不同维度下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北地区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的改善程度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碳排放强度显著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费的高级形态载体。从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和消费满意度五个维度构建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对其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收敛性分析、修正的引力模型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25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为样本,剖析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2017—2022年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城市间发展差距大且呈现出梯队层级分布态势;从各维度看,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和消费满意度四个维度发展水平表现为上升趋势,消费繁荣度涨幅最大,到达便利度发展水平较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间发展的绝对差距较大,但城市的追赶效应使得相对差距缩小;从空间格局看,城市初步形成了北部“北京+天津”集聚圈、南部“广州+深圳”集聚圈以及以上海为首的长江联系带的“两圈一带”总体空间网络格局,表现出“高者全局集聚、低者局部扩散”的集散效应特征,城市间有着“核心城市占据主导,边缘城市结构优化”的非均衡空间联系。因此,应立足城市比较优势、深入挖掘并梯次培育特色消费增长点,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出重点打造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把握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多层级优化城市消费资源空间配置,重视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逐步形成以点带面、以圈扩容、结构优化的消费空间发展格局。

地理临近视角下的安徽省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高新区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对其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Moran指数对2021年度安徽省20家高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1)安徽省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均衡,呈现“中间高两边低”和“东强西弱”的空间差异,“单极化”特征明显;(2)不同高新区的发展驱动要素各不相同,在创新创业活跃度、开放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各有侧重;(3)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新区的特征,总结出高质量发展从初级向高级的上升路径。基于此,以地理临近视角提出发挥合肥都市圈的创新引领作用、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模式等促进安徽省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云南高原昆明市城市发展对雨季长短变化的反馈

利用昆明站1991-2020年近30年逐日降水数据计算昆明雨季(5-10月)的起止时期,进一步确定昆明市雨季的长短。又基于云南省和昆明市的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年末总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城镇化率、人均GDP等城市发展因子确定昆明的城市发展进程,将昆明市的城市发展进程划分为缓慢发展期(1991-2003年)和快速发展期(2004-2020年),进而分析比较两段时期中昆明市雨季长短的特征和差异,采用统计分析、小波分析和M-K突变检验等综合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昆明市雨季长短的时间变化特征,并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了昆明市雨季长短与城市发展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991-2020年昆明市的雨季开始日呈逐渐偏晚的趋势,而雨季结束日呈逐渐偏早的趋势,总体上雨季长度呈逐渐缩短的趋势;小波系数分析结果显示,在8年以下的时间尺度上,昆明市雨季长短变化的周期不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在17年时间尺度上的周期变化明显,呈偏短-偏长-偏短-偏长-偏短的5个循环交替,2003-2008年、 2014-2017年雨季增长,1991-2002年、 2009-2012年、 2018-2020年雨季缩短,2018-2020年等值线未闭合说明还有进一步缩短的趋势。通过M-K检验表明昆明市的雨季长短在1991-2020年间出现4次突变,分别发生在2002年、 2008年、 2012年和2017年。从昆明城市发展与雨季长短的关系来看,昆明城市发展缓慢期的雨季长短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稳,而城市发展快速期2004年以后,昆明市雨季长度缩短的变化明显,并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其极端波动性更加明显。运用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软件对未来10年昆明的雨季长短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昆明雨季长短将持续偏短的趋势。在灰色关联度分辨率为0.5时,表征城市发展进程的4个因子对昆明雨季长短变化均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其关联度系数都在0.70以上,表明昆明城市发展与雨季长短显著关联性,其中影响最大的因子是年末总人口,最小为人均GDP,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8和0.70,属于高度关联和显著关联。对4个因子的关联系数进行排序为:年末总人口>城镇化率>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均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