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视野中的正义——以“塔克尔-伍德命题”为视角的分析

"塔克尔-伍德命题"认为马克思并非基于道德视角,而是从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功能和作用来批判资本主义。胡萨米等人对此予以驳斥,他们认为这一命题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是用一种隐晦的和间接的道德批判方式谴责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评判马克思视野中的正义问题时,"塔克尔-伍德命题"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论是不同分析范式的产物,双方各自主张"文本解构"和"时代解读"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综合来看,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时以"道德评价尺度"为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以"历史评价尺度"为优先,两种评判尺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平台上相统一。

“塔克-伍德”命题的元伦理学意蕴——论“事实”与“价值”关系在唯物史观论域内的显现

“塔克-伍德”命题作为一个元伦理学命题,在认识论层面上表征为“开放性的”问题,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矛盾。因而解决“塔克-伍德”命题首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论域内解决“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通达关系问题。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更倾向通过“主观主义”论证实现“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通达关系。但历史唯物主义则证明了与之相反的“客观主义”论证是更优的选择。

“正义之争”与马克思的“非道德论”问题——“塔克尔—伍德命题”引发的争论与思考

"塔克尔—伍德命题"引发的"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实质上是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争论。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批判而产生的马克思"道德论"与"非道德论"分歧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视角和理论旨趣上的必然反映,他们的探索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积累了新的知识资源。同时,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也启示我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坚持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这才是理解马克思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科学原则与正确方法。

“塔克-伍德命题”的后半段--对“非道德的善”概念的批评与改进

“塔克-伍德命题”不仅试图表明,马克思既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也反对以不正义的名义谴责资本主义,而且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根植于人性之中的自由/自我实现才是马克思开展批判的真实缘由。根据该命题,基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善”的批判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基于人性的自由/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才真正有效。但是,马克思对人性等概念早已做出严格限定甚至清除。与“自由/自我实现”相比,通过“阶级利益”来解释“非道德的善”才更加贴切。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比资产阶级的更加普遍和真实,可以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阶级利益的“非道德的善”和作为正义的“道德的善”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取前舍后的关系:后者可以经由前者得到解释和定义,并在“妥为安排”之后与前者相兼容。

“伍德—米勒命题”的双重破解--对马克思是“反道德主义”的驳斥

西方学者伍德和米勒等人认为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和道德视为一种"虚假意识",得出"因为马克思批判虚假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反对道德"的判断,这种类似观点可以概括为"伍德—米勒命题"。该命题遵循以下逻辑:(1)虚假意识是意识形态的定义性特征;(2)道德是意识形态;(3)马克思批判和反对意识形态;(4)马克思反对道德。"伍德—米勒命题"在西方理论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马克思的道德观形成了冲击,必须要给予理论上的破解。对"伍德—米勒命题"的破解可以从两处着手,一是系统分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虚假意识"只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出场",而非核心内涵,构不成其定义性特征,从而推翻命题的第一个前提。二是从文本出发解读"虚假意识"的真实内涵,指出"虚假"的内涵主要是指颠倒和迷惑,而不是指荒谬和错误,因而"道德是一种虚假意识"的表述也无法推出马克思是"反道德主义的"。

马克思拒斥正义吗?——对塔克尔和伍德命题的若干反思

长久以来,学者们对于马克思的正义观一直存在着争议。塔克尔和伍德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进行解读,认为马克思对正义抱有拒斥的态度,其对正义的判断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无产阶级并不掌握正义的尺度。他们还认为马克思摈弃分配正义的概念,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一个超越了正义的社会。事实上,马克思并未拒斥正义,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了传统的正义理论,实现了理论上的真正超越。塔克尔和伍德的错误之处在于马克思经典文本解释的片面化和孤立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吗?——对“塔克尔—伍德命题”的一种质疑

伍德依据《资本论》中的一段话,推断马克思界定了一种适用于所有生产方式的正义概念,并进而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然而,从《资本论》的相关文本语境来分析,马克思仅探讨了特殊的"内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谈论泛指的内容和生产方式。因而,伍德误读或片面化地处理了马克思的原文,其结论值得怀疑和商榷。

还原马克思的正义形象:驳“塔克-伍德命题”——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马克思以冷嘲热讽的语言利剑剥开资本剥削的秘密,以异常激烈的批判精神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以理性的激情掩埋资本逻辑的恶果,以正义的呐喊凝聚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勾勒了共产主义的正义王国,他给世人留下的是正义的伟岸形象。"塔克-伍德命题"把正义牢牢地系在生产方式的根基上,强调资本主义的法权关系和剥削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因而是正义的。这给充满正义能量的马克思蒙上了厚厚的面纱,把作为正义倡导者的马克思的通常形象掩盖在了主张"剥削正义"的虚幻的假象里。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正义评判是在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语境中进行的。只有从事实与价值、解构与建构的双重逻辑和语境中审视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塔克-伍德命题"的理论困局,还原马克思的正义形象。

“塔克-伍德”命题的元伦理学“提示”——兼论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二阶问题”

“抽象性”“形式性”的元伦理学与将“现实”作为立足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在研究的对象、内容与目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伴随着“塔克-伍德”命题而展开的争论,引起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运用元伦理学方法“确证自身”的理论需求,从而使其如“休谟提示”一样引发了研究方向的转变。“塔克-伍德”命题的启示意义在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所存在的元伦理学“二阶问题”——道德原则与自然事实之间的“还原”问题,而回答该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构具有积极意义。

“塔克-伍德”命题背后的分析哲学知识论基础

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不同的知识论基础,这根源于二者之间不同的哲学范式——分析哲学与唯物史观。“塔克-伍德”命题的提出以分析哲学“语言转向”作为其知识论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则建立在唯物史观“实践转向”的理论基础之上。因此在探讨这一命题之前,必须认真对待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间的这一差异。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视角——论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反法权”解读

艾伦·布坎南认为马克思肯定规范性概念的“批判性作用”而否定“解释性作用”,使用资本主义正义的具体内容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的,修正了“塔克-伍德命题”的结论。更进一步地,布坎南提出基于普遍人性概念的“共产主义的评价性视角”,从“反法权”的事实性角度说明共产主义如何相较资本主义更正义。但是,布坎南继承了艾伦·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论和功能主义理解,“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的理论划分未能突破伍德理论的窠臼,反而将马克思思想阐释为功利主义的。这使得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反法权”解读仅仅在名义上得到规范性的结论,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具体内容的批判误解为对正义本身的批判,实质上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规范性内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蕴含着规范性的视角,而且从批判正义的具体内容入手,重构了正义概念本身、变革了规范性的本质。

唯物史观正义观念试探:历史的冷漠与主体的道德

塔克-伍德命题是关于唯物史观是否具有正义观念,具有怎样的正义观念的问题。对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基于道德”这一问题产生分歧的两方,往往忽视了道德的主语是现实的人。如果把历史作为主语,把规律层面的正常解读为伦理方面的正义,就会将历史运动的主体性完全抽离,将实然解读为应然;如果单纯强调以人为主语的道德,将其扩展到历史运动规律的论述中去,又会使唯物史观降格为传统的道德学说,破坏其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正确把握唯物史观中决定性和可选择性的张力,是避免这两种倾向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中的“评价”问题——从“塔克-伍德命题”谈起

“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评价”问题,即“马克思是否对资本主义作道德评价;是否有非道德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的地位与关系”。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道德评价上呈现出矛盾态度,这应从“唯物史观内部本质与非本质层次划分”角度解释。按此,道德评价的可能是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被承认。但通过对经典理论中具体价值评价的性质甄别表明,其中的价值评价主要是历史评价,道德评价既不占数量上的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历史观的巩固。故总体意义上,“不作道德评价”是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解。这一评价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经典理论中“科学与道德”两种基本思维关系问题即两种思维是分开的,且科学思维是主视野。就此而言,以往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道德主义立场,其论证走向了另一极端,导致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遮蔽。

认真对待“塔克-伍德命题”--论马克思正义概念的双重结构

"塔克-伍德命题"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提出的一种关于理解马克思正义概念的观点及其论证。根据该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反对以"不正义"为名谴责或批判资本主义。然而,该命题内部的复杂性、坚固性和启发性仍需认真对待。因为,关于这种立场背后的理由,塔克和伍德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在面对反对者关于交换正义、分配正义以及正义标准适用性的批评时,"塔克-伍德命题"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同时,该命题所引发的长期争论启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正义概念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意义,重新思考正义概念结构中关于"正义观念"与"正义主张"的区分。"塔克-伍德命题"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它断言马克思拒斥正义概念,也不在于它把正义概念仅仅理解为描述性的,而是在于,它在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论提出的正义观念同这种正义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具体展开的正义主张之间设定了一种未经反思的排他性关联。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看围绕“塔克-伍德命题”的讨论

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在前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他们之间是普通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而在后者,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前者,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而在后者,工人则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因而是非正义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正义的悖论性和自反性。不了解和把握这一点,就会要么像塔克和伍德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拒绝承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胡萨米那样只能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杰拉斯那样指责马克思在资本剥削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

“塔克-伍德”命题的恩格斯视角解读

“塔克-伍德”命题的关键在于,它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部建立一种阶段性的“正义评价模式”并认可其“历史合理性”。对于“正义评价模式”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解答,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或建构“生产正义”理论等诸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即无法真正解答“塔克-伍德”命题。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阐释了价值观评价“元模式”的历史生成及其局限性,在资产阶级“正义观”问题上集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示了马克思及他本人没有从“正义”视角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澄清“塔克-伍德”命题的“泛主体性”逻辑缺陷,摆脱价值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塔克-伍德”命题的马克思解答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激烈争论的"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反映了存在于伦理学研究中关于"自由"与"因果"之间"对立"的困境。自休谟、康德以来的相关理论探索,要么将二者进行彻底的"二分",要么主张用"因果律"取代"自由律",亦或是"自由律"取代"因果律"。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基本立场出发,在"现实的个人"实践活动中超越了传统伦理学"自由"与"因果"相互对立的概念框架,从而实现了"自由"与"因果"的"和解",并进而展现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张力。

正义的在场与所指——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为线索

"塔克尔—伍德命题"是"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的始作俑者。这一命题认为马克思没有在道德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功能和作用来看待资本主义,得出结论认为剩余价值的剥削是正义的。胡萨米等人对此予以驳斥,他们认为"塔克尔—伍德命题"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用隐晦的、间接的方式谴责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实际上,"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是不同理解模式和分析范式的产物,在评判"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时,论辩双方分别持有的"文本解构"和"时代解读"方法各有合理之处。综合来看,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时以"道德评价尺度"为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以"历史评价尺度"为先,两种评判尺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平台上相统一。

“塔克-伍德”命题的内在张力

"塔克-伍德"命题是探究马克思正义论的重要切入点,深入理解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争论,需要分析塔克与伍德各自的论证思路,不能因二者的结论相似而忽略其差异。解读近年来相关文献,探析塔克关于马克思正义论的显性论证与隐性论证双重视角、伍德对马克思正义论的多层次论证及其对塔克观点的拒斥,可见二者在阐述视角、论证方式及具体依据等方面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生产方式和正义:塔克—伍德命题的批驳

塔克和伍德认为马克思主张一种功能式的正义观,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道德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的批判是在道德意义上进行的,其所构建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道德实践合理性为他斥责资本主义为不正义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