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士不遇”主题的文化审美阐释

“士不遇”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社会的封建性决定了“不遇”是古代作家的必然 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却又主动地不断的去重演前人的命运，其原因在于古代作家的心理结 构是悲剧性的。“士不遇”主题不仅包含着“士”的命运悲剧，而且也包含着人格的悲剧。 在传统政治人伦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文士对于仕途之“遇”的普遍追求，仕途“不遇”的共 同命运，文学创作的排泄、补偿，就成为“士不遇”主题之所以普遍产生的基本规律和基本 事实。

论朱熹诗“士不遇”情结中的文化审美意蕴

朱熹诗从多维艺术视角抒写了朱熹"士不遇"的情结,蕴含丰富的审美意蕴:壮志难酬、英雄失路的幽愤与失意是士之不遇的基本心态;孤傲高洁、横而不流的个体意识是士之不遇的人格写照;游于自然的情怀与"世间无处不阳春"的达观是士之不遇的精神超越;创办书院、著述讲学的人生实践是士之不遇直面人生的现实定位。朱熹"士不遇"情结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元化的社会政治体制及朱熹人生旨趣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诗中"士不遇"情结的多维艺术描述呈现出朱熹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展示了诗人心理世界所固有的丰富形态和生动特性。

论“士不遇赋”中士人心态的转变——以屈原、董仲舒和陶渊明为例

"士不遇"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永恒而又普遍的主题,在各个时期都涌现了可观的士不遇赋。从屈原的《离骚》到汉代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以及晋时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士不遇"成为辞赋创作的滥觞。这些流传千古的赋篇,不仅展示了特定时代下士人们真实的情感世界,也反映了从屈原到陶渊明各个阶段他们心态转变的轨迹。

马意象与中国古代马与人恩怨的审美阐释

在古代文人“士不遇”文化模式里，马与人的恩怨，也带有士与恩主之间的主客对等性。由此派生出对于马识明主、辨忠奸能力的放大。马的神化导致画马、玉马等都可变真马。由于正统观念和宝马英雄模式的深层作用，良驹神骏也并不是逢主即忠，其效忠的是真主、真英雄。人与动物意识之间的互渗，当是马意象活跃的一个重要动因。

阐释的再阐释——“诗可以怨”阐释向度解析

"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原创性诗学命题之一,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阐释,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诗可以怨"的再阐释形成了一条跨越时空、影响深远的理论脉络。在"诗可以怨"理论的诸多阐释向度中,它与中国抒情诗学体系以及古代知识分子个体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文选》“设论”体刍议

"设论"作为文体,有独立于"对问"之外的存在意义。《文选》之两分,虽与时人如刘勰、任昉等不同,但也渊源有自,并对后人分体产生了影响,昭示着其设体合理的一面。《文选》所选三篇设论文,虽前后摹写而成,但后作对前作皆有所突破,之后的设论文,再无出此数篇阃域者。"设论"的选文凸显了萧统立训垂范、嘉惠后学的意图。而"设论"文"士不遇"的共同主题,则使此体成为"士不遇"文学的重要载体,彰显自身存在的重要意义。

《桃花扇》中的扇意象探析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用一柄桃花扇传达出南明末年一代秦淮明艳李香君与清流文人侯方域爱情的悲欢离合。同时,他发挥了班婕妤《怨诗》之后秋风纨扇所承载的士不遇情怀,书写复社文人由于性格软弱所造就的时遇不济。此外,他用扇作为诗书画三绝的载体,通过侯生题诗、香君溅扇、龙友题画而成一柄桃花扇,寄托文人的水墨情怀。再者,白羽扇自武王伐纣、顾荣羽扇挥军开始,就与建功立业的理想、名士风范的追求如影随形,孔尚任借羽扇抒发了对力挽狂澜名士的渴望以及明臣贤将的哀悼。最后,孔尚任让扇子走出剧本,走进舞台,灵动潇洒地描摹人物的性情,点染场地布景,写意无限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