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心理模式探源

作者认为，中国人对世事以及文学故事，最终都企盼会有圆满结局的“大团圆”式社会心理与审美心理，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里“早熟”的历史意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意识重视人生与事物的最后道德价值判定，却忽略事情的经过或者具体进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扬史而抑文，这种重结果而轻过程的历史意识，压抑了中国人想像性的文学叙事情趣与能力。这是中国小说艺术品种“晚熟”、情节和过程描写相对薄弱，并且大都偏爱文学故事结尾“圆满”的心理渊源。本文概括了“大团圆”

“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

“大团圆”乃中国悲剧研究中广为流播的概念。无论中国悲剧肯定论或否定论者,都以此作为衡量悲剧价值高低甚至悲剧与否的标准。但在使用中却造成很大混乱。以相同概念审核相同作品却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判定。以“大团圆”观念巡视西方悲剧,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的西方悲剧同样不乏以“大团圆”为结局的作品。“大团圆”概念既非中国悲剧研究的特异性概念,也非判定悲剧性质的有效概念。中国悲剧结局有着独特样式,但绝非“大团圆”所能概括。产生于特定语境当中的“大团圆”概念,不是悲剧研究中适用的概念。对于“大团圆”概念的澄清,有助于深化对悲剧特征的认识。

“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

"大团圆"是中国传统悲剧文学戏剧化倾向在文本结构上的重要表现,中国现代作家对"团圆"问题的客观辨析与理性认识贯穿于新文学建设的始终,这种认识不但形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特有的悲剧观念,而且对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制导作用。

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蕴涵

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有“虚解”和“实解”两种艺术形态 ,它与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改善、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家国同构的宗法血缘伦理规范、“对立而不对抗”的“和谐”宇宙观以及宗教意识的缺失有着天然联系 ,由此决定了中国悲剧艺术的“柔”性美和双重文化功能。

新的败坏与旧的迷惘——试论上海女性叙述中的“大团圆”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以近乎拜物教的虔诚对“大团圆”模式做着极致的修缮与张扬。然而,在上海女性作家笔下,“大团圆”模式轰然坍塌,灰飞烟灭,这其实是她们无法在异质中融合的结果,也是她们本身被忽视、遭受压迫的结果。遗憾的是,纵使如此,她们仍未走进朝思暮想的理想“殿堂”。

戏曲剧目“大团圆”煞尾的生命情愫

戏曲剧目创作始终崇尚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切人艺术苑囿．剧作家并不希图借助虚幻的艺术世界以自娱生命，而是深切执著地忧虑现实生活，追求教化社会、纯净风俗的审美目的，倡导在戏曲作品中展现人性最善良淳朴的品性和人生最绚丽多姿的光环．促使接受者感悟和选择完美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品质．进而营造更美好的人生境界。

略析“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成因及其弊端——中国古典悲剧结构管窥

略析“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成因及其弊端——中国古典悲剧结构管窥●吴道毅（一）在古典悲剧结构形态上，中西方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西方，古典悲剧绝大多数采用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的“单一结构”，结局则“以代表历史必然性要求的人物、力量的毁灭收场”①。著名的《饿狄...

谈中国电视剧的“大团圆”结构模式——以政治剧为例

“大团圆”是我国古代叙事性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所谓“大团圆”即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无论故事情节如何曲折,矛盾冲突如何激烈,最后都能获得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正面人物历经磨难后最终得到一个让人欣慰的美好结局,反面人物在横行跋扈之后也最终遭到应有的惩罚,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团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纵观我国浩如烟海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就会发现,绝大部分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学作品结局都呈现出“大团圆”的特征。

元杂剧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探因

“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元杂剧悲剧也不例外。本文分析了元杂剧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有四个：古代阴阳气论的影响，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和元代社会环境的影响。

谈谈“大团圓”

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种对悲剧作品的爱好。与此同时,便是一些同志对“大团圆”作品的鄙夷和否定。这两种同时出现而且互相联系着的倾向,在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有原因的。在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痛定思痛的时候,人们产生一种对悲剧作品的爱好,那是十分自然的,

残缺的团圆——论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的个体意识缺失

中国传统戏曲多以"大团圆"为结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总结了"大团圆"结局的形式、原因以及前人的评价,主要论述了传统戏曲作品因追求"大团圆"的结局而造成的对人物个体意识的忽视,从而反映出整个汉民族个体意识的缺失。最后指出,人物个体意识的缺失并不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大团圆”——民族心理的沉积与显现

中国的戏剧艺术打从它一诞生的时候开始便带着一个十分鲜明的表征,那就是无论喜剧或悲剧,多不免或浓或淡、或明或暗地归结于一种“大团圆”的模式。喜剧自不待言,即便是悲剧,也往往在悲哀痛切的铺叙中昭示着“大团圆”的乐观情绪和美好前景。正如傅雷先生评说《长恨歌》的那样:“明明是悲剧,而写得不过分的哭哭啼啼,多么中庸有度,这是浪漫底克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由《长恨歌》为母题衍生展开的《长生殿》,更以大量篇幅表现主人公死别后的重圆。中国少有西方式的令人震颤的彻底悲剧。

再论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大团圆"结局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不同的文本中"大团圆"结局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表达悲剧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可谓是中国古典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的一大特色。但在当代,"大团圆"结局面临的困境,只有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有所扬弃地继承、发展,才能最终找到出路。

深层悲剧与浅层悲剧——从“大团圆”和悲剧人物谈起

中国近现代学者对悲剧的讨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大团圆"结局。如果将悲剧划分为深层悲剧和浅层悲剧,就会发现中国古典戏剧中确实存在着悲剧。简要梳理中国近现代学者关于"大团圆"的讨论和西方学者的悲剧人物观,分析深层悲剧和浅层悲剧的本质、特征和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悲剧对中西方民族思维和精神的影响。

吉剧中的“大团圆”模式——以新剧《粘豆包》为例

中国的文化从古至今一直遵循着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大团圆"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小到生活习俗,大到文学创作无不受到这种模式的牵制和影响,吉剧新作《粘豆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戏曲的“大团圆”模式

所谓“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是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后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推而广之，此类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而恶人受惩的结局，也应该归入“大团圆”的范畴。就“大团圆”这个词的原生态的起源而言。

“大团圆”非悲、喜剧论

“大团圆”非悲、喜剧论程麻一参照系与开锁钥中国现代文坛上对“大团圆”传统心理倾向的反拨，曾经历过从激昂批判到进行学理剖析，即先情后理并且由浅入深的长期过程。较早的批判，无疑要数鲁迅最为无情和犀利。这可以他在１９２５年揭露中国人长期患有的心理“十景病”...

里根家族的“大团圆”

当一个人在淡出人生大舞台后，以何种心态来看待往事一直足无数专家学者乃至平民百姓津津乐进的话题，眼下的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病情及其家庭成员冰择前嫌、和睦相处的情况就是美国人这样的一个大话题。

论松本清张与鲁迅对“大团圆”思想的批判

松本清张在日本开创了社会派推理小说,他的文学创作直面社会现实,描写了许多底层人的真实生活以及他们的反抗,但这些人物和抗争却大都是弱小无力的,这与鲁迅所描写的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有异曲同工之效。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文学家的创作有相似之处,他们在对"大团圆"式情节模式的自觉反抗上,表现出了相近的立场。松本清张在批判"大团圆"思想的文学创作中,将人物形象扩展到知识分子群体,在叙述模式上导向推理,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阿Q的“大团圆”悲剧

论阿Ｑ的“大团圆”悲剧杨岳鹏１９２１年冬，鲁迅发表了他的又一篇新文学代表作《阿Ｑ正传》。如果说，小说在当年所引发的社会反响还不如今天这样的巨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则是传之永世，且愈久愈新，愈淡愈远。旧文坛上，名目繁多的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