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大调解”机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荷兰的调解制度为借鉴

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党委、政府的主导地位,调解主体的多元化,按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工作体系,综合利用各种社会制度资源进行社会矛盾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三效合一"。但在实践中存在政府主导、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的倾向。荷兰早期的政府调解没有使荷兰建立有效的调解制度,二战后荷兰废除了政府调解制度,政府从积极主动的调解者转变为在理论上提供准备和论证者。我们应该从荷兰的经验中得到相应启示。

西部地区社会稳定的法治路径与对策研究——以云南楚雄“大调解”机制为例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加剧、日趋复杂,采用何种路径与对策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性课题。作为西部地区之一的云南省楚雄市结合当地实际,通过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协会调解、仲裁调解等资源,构建"五调联动"、覆盖城乡、低成本的"大调解"机制,成为西部地区社会稳定的一种有价值的法治路径。同时必须基于该机制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不断对其加以完善。

“五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一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以云南楚雄市“大调解”机制为例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加剧、日趋复杂,如何构建一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将社会矛盾尽可能化解在基层,已成全国性课题。2003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都进行了构建"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的尝试,然而,这些维稳逻辑下的"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已经无法跟上迅速变化的这一时代的步伐。与此同时,地处西南的云南省楚雄市,也通过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协会调解、仲裁调解等资源,构建覆盖城乡、低成本的"五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有价值的路径,但该机制的运行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就本质而言,这一机制虽然已经不再是单纯维稳逻辑下的产物,但必须进行再造,实现由维稳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彻底转变,使其发展成为一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司法改革视野下的“大调解”机制实证研究——以S市Y区人民法院为样本

实践证明,“大调解”机制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法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大调解”机制中的重要参与者,如何利用“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应对司法改革背景下更为突出的“案多人少”突出矛盾,让人民群众在诉讼活动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其中,积极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类型调解的协调配合、诉调对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和平台运用等成为亟需研讨的课题。

人民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基于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探索

如何大力推进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构建和谐社会"?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成为必然选择。青白江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大调解"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为进一步夯实人民调解在大调解中的基础地位,文章提出了以下思考:一是深化认识,畅通完善各项机制;二是加强协调,推进组织网络建设;三是多措并举,不断提升队伍素质;四是夯实基础,加强规范化建设。

多元融合“大调解” 化解矛盾“保民生”

各位领导、同志们：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柔远人民法庭辖区面积735平方公里,固定人口12.4万、流动人口约8万,管辖3个乡镇、2个工业园区、42个行政村,年均受理案件500件以上。法庭现有入额法官1名、审判辅助人员1名、聘用人员3名。

企业风险承担、所有制与诉讼结案方式

本文基于2000-2015年的企业诉讼数据,研究了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诉讼结案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风险承担越低,企业越倾向于调解;反之,较高的企业风险承担会使企业倾向于选择判决。进一步地,两者关系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对国有企业而言,较高的风险承担会增强企业的调解意愿;而非国有企业在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下,则倾向于通过判决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一发现不仅拓宽了法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更重要的是在主张全面调解的背景下,为现行的“大调解”制度赋予了重要的政策含义,有助于企业更快解决纠纷,提高法院结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