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6年“大跃进”后该踩刹车了

资产规模从3606亿元到8。72万亿元，信托业只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目前，我国信托资产规模已超过保险业，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金融业“老二”。但信托大跃进的背后，却是风险隐患的暴露以及竞争加剧的隐忧。

“大跃进”后期江苏农村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与整风整社运动相结合,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一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河南省信阳地区,终而推向全国,毛泽东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江苏在该省具有"大跃进"重要转折意义的三届十三次会议上,传达、部署了当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并在会后开展了该运动。运动在不少省份造成严重后果,江苏省同样如此,只是程度相对较轻。由于民主革命补课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从而成为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先声。

“大跃进”后的产能过剩与城市工业的增效改革

产能过剩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然出现。在“大跃进”时期，各级政府在固定资产投入和发展速度上求大求快成为普遍性诉求，其财政预算和经济投资无法受到有效约束，同期实施的行政和财政分权又刺激了这种经济扩张冲动，国家计划不断加码，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最终以农业（粮食）危机而中止。

“大跃进”后对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重塑

“大跃进”期间,工人工资制度渐趋失序,“按劳分配”原则与计件工资制度被批判,随之出现工人工资水平与劳动积极性双重下降的困局。为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与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对“大跃进”纠偏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开始重塑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一方面通过对工人工资进行升级,提高工资水平,加强工人对八级工资制度的认可;同时借助计件工资制的回归与奖励制度的重建,对工人进行正向激励。1959-1963年对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重塑,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对于保障工人生活水平、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与保障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商业地产“大跃进”后患无穷

始于2011年的房地产行政限购令，使得一直坚挺无比的中国楼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疲软期。由于限购剑指住宅市场，从此住宅销售一蹶不振，2012年全国70余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套数及销售额同比往年呈现大幅度下滑趋势。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住宅售楼处，半天也见不到几个客户身影。相比住宅市场的冷若冰霜，非住宅产品如商铺、写字楼、商住公寓等商业地产项目却异常火爆，

“大跃进”后 1961年,刘少奇在故乡的44天

1961年的“五一”劳动节，刘少奇是在长沙度过的。这是他阔别故乡近40年之后唯一一次回到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此次故乡行，使刘少奇对国家当时经济形势及其困难原因有了新的认识。

从破除“迷信”到再读原典:“大跃进”前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转变

为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鉴戒,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经济学说和苏联经验做了突破,寻求超越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的“跃进”式经济发展模式。由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正是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反对这种经济模式必然需要对马列主义经济学原典进行再审视。于是,中国共产党力主破除对马列主义理论原典的“迷信”。但很快,“大跃进”的失败使中共中央不得不将思路回到马列主义原典所指出的观念和理论之上,并开展了大规模的读书活动。建基于理论原典的计划经济秩序也随之建立和巩固起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道路。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及其反思

唯意志论倾向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大跃进时期唯意志论倾向体现为当时人们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喧染;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据:即大破条件论,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以制度优越论代替条件论,误用类比推理。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特点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诉诸群众运动,轻视科学和权威。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导致的灾难给了我们以下启示:一是应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大跃进”时期生态环境问题论析——以河北省为例

"大跃进"运动中,河北省盲目修建的众多水库潜伏下一系列环境问题。过量开采地下水,过度深翻土地,使农业环境趋于恶化;捕杀麻雀导致生物链在一定程度上断裂;"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矿产资源的滥采滥挖,林木资源的滥砍滥伐;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埋下污染隐患。"左"的指导方针不仅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也恶化了生态环境。重近利,失远谋;重生产开发,轻环境保护,这种短视行为带来长期性、累积性的严重后果。

“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

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际,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亲自发起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讨论围绕着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及表现等问题展开。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逐渐发觉和纠正,讨论没有深入开展下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毛泽东追求其理想社会的一种方式,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跃进”时期群众特殊社会心理探析

“大跃进”时期广泛存在着“急于求成”、“攀比竞赛”、“‘左’比右好”、“妄自尊大”、“盲目崇拜”等群众特殊社会心理。这些群众社会心理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持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社会心理的延续性 ,这些社会心理的急剧发展 ,对“文革”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大跃进”时期群众社会心理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社会体制 ,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 。

也论“大跃进”的缘起——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述

“大跃进”的发动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渊源。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基于“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即探索出一条既可以集中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又能够维护农民的利益,在较少资金投入的条件下促进农业生产的中国式建设道路;另一方面,“大跃进”运动又是党的历史上大生产运动的再现。毛泽东希望通过发扬革命传统,以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发挥,来弥补当时资金、物资的匮乏。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曲折探索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进行了曲折的探索。这种曲折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采借革命斗争经验从事经济建设到力图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建设;二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由主张"积极平衡"论到强调"综合平衡"论;三是对个人能否占有一定量生产资料的曲折探索;四是由默认"一平二调"、按需分配到主张遵循价值规律、按劳分配。

“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工业建设作用辨析

一、问题的提出 在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及其以后的五年调整时期,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初具规模。如果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主要是指以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上的694个建设项目全面铺开和部分建成投产的话,那么,第二个阶段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初具规模”

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审思（专题讨论）：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共中央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动的一次“过热”的群众运动。“大跃进”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等方面的盲目冒进；重点表现在乡社合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全国的普遍建立和以所谓供给制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制度的急剧变革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今年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运动50周年，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为了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反思，从而对当前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滋养，我们同河北学刊杂志社一道，共同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分别就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对瞒产的开明态度、大公社分配方式的的特点、“大跃进”的目标、发动因缘等问题作了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段历史做出更为深入的探询和审思。

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

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蒋永青１９５８年，我国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接着，又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

农村公共食堂是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在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伴随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而骤然兴起的“新生事物”,是建国后极“左”路线的产物。它从1958年夏的普遍“大办”到1961年夏的基本解散,历时三个春秋,演绎了由盛到衰的短命历程。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而且是比苏联更快的方法。人民公社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与苏联的农业公社有着相同之处。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对纠"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纠"左",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形式上退回到类似苏联的农业劳动组合,但仍然保留着苏联农业公社的某些特征,实际上成了两者的混合体,这是纠"左"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跃进”后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

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四次提倡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率先察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所作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的探索。

陈云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发展时期。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这一时期对国家经济建设等重大决策，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和精辟思想，为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和实现对国民经济调整，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原因，陈云提出的这些思想和对策，有的被中央采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则没有被接受。而在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