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良法善治对“天人观”的价值传承

良法善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追求。这一制度叙事既需要传承中华文明蕴含的善治智慧,也需要区别于西方的善治理论,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重构。在话语制度主义视域下,运用“天人观”的二元范式解析中西方善治理论的叙事结构,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凸显的价值理性,显著区别于西方善治理论的精神内核,构成当代中国良法善治思想的内在特质。而“天人之分”强调外在约束,更多与西方善治理论通约。良法善治对“天人观”的传承有助于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整合中国式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一是践行“合纵连横”之治,沿袭平台型与互动式治理路径,走向整体性治理;二是坚持明德取向,从信息透明到价值透明,重塑政府-市场关系;三是注重民本导向,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升级为绩效领导,持续提升政府信誉。

文明对话视野下回儒天儒“天人”论试比较

明清之际王岱舆与利玛窦作为“回儒”与“天儒”的代表人物,在时代处境下结合中华文明与自身信仰,不自觉地开启了一场文明对话,创造出了融汇伊儒的本土化宗教思想。本文以二人“天人论”为切入点,分析二人在宗教本土化视域下“天人论”认识上的异同;认为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在进行本土化时要做好三个坚持,即坚持思想文化上的本土化立场,坚持处境中的本土化立场,坚持行使“文明交流互鉴”使者与桥梁作用,使具有时代鲜明特点的本土化宗教成为各国之间文明交流对话的使者。

“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失眠的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失眠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20年2月—2022年7月我院收治的120例围绝经期失眠患者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6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和常规针刺治疗;研究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和“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治疗。对比2组临床疗效、中医证候积分、睡眠质量、性激素指标水平。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的总有效率为93.33%,高于对照组的76.67%(P<0.05);治疗后,2组的中医证候积分均下降,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2组的PSQI各维度及评分均下降,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2组的促卵泡激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下降,雌二醇(E_2)升高,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失眠疗效较好,可有效提升睡眠质量,缓解失眠症状,同时还可改善机体的血清性激素水平。

《淮南子》中的天人关系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淮南子》一书继承了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庄的道论思想,并试图将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人事与自然运动变化规律中的天道相结合,强调“天人同构”“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将天和人的关系纳入到一个新的范畴之中。《淮南子》中的天人关系论对于认识汉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以及为当下人们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联合西药治疗原发性失眠的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联合西药治疗原发性失眠的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6月—2022年4月新户中心卫生院收治的116例原发性失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西药组和三才配穴组,各58例。西药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三才配穴组在西药组基础上给予“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后,三才配穴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评分及总分均低于西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三才配穴组中医主证评分、次证评分和总积分均低于西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才配穴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西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天人地三才”配穴针刺法联合西药对原发性失眠患者睡眠质量、中医证候的改善效果显著,可提升治疗效果,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董仲舒“天人一”说的思想史意义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彰六经,得到实施后,儒学遂占政治主导地位。尤其是他提出的“天人一”命题,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对儒学思想贡献甚大。大千世界由天和人有机统一而成,单独的天或单独的人都不足以为世界。“天人合一”理念是一种复合本原模型,有别于单一本原思路。董仲舒的“天人一”既由天到人,也由人到天,是两个环节的有机统一;阴阳五行作为万物构成的材料,在世界本原结构中居辅助地位。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天人合一”观的代表,也成为北宋大儒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直接源泉。

试论传统“天人和谐”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传统“天人和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对其天人关系的诠释包括“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相胜”三种主要形式。其中,“天人合一”思想是以儒家倡导的“仁民爱物”“钓而不纲”“和而不同”等和道家倡导的“道法自然”与“自然无为”为主要探讨,体现了其生态观、道德观与价值观。且对于厘清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道德价值”以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价值”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浅论《周易》对中医学“天人相应”理论形成的影响

从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基本思想入手 ,认为中医学之“天人相应”理论的形成 ,是受《周易》“三才观”的影响 ,同时也是在《周易》“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的命题下 ,对人在自然界中所作的价值判断。此外 ,易学思想的时空观念也对中医学“天人相应”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周易》重视自然界和社会对人的双重影响的学术思想 ,也为中医学“生物 -社会 -心理医学模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天人相应”理论的最终形成 ,为中医学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说理工具 ,从而也使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说明变得更加明确。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天人之际的治道:广川董子“天人三策”义疏

《汉书·董仲舒传》所录"天人三策",是广川董子与汉武帝为此后两千年创制立法之对话,为孔子之后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献,也深刻显示了儒者通过理论思考参与改制立法之进路。董子具有政治科学、宪法科学之思维模式,超越了政治浪漫主义,显示了政治成熟之心智。他发展了天道治理观,立足于当时政治现实,承认皇帝之地位,但通过设计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制度,分散、约束乃至控制皇权,最终实现"行道于天下"之目的。

中国传统危机的释因逻辑、行为塑造与文化特征——以“天人感应”思想为分析视角

"天人感应"思想是人们在探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过程中认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可以说它架起了人与自然、自然灾异与社会性危机以及天道与王道之间的桥梁。"天人感应"思想与传统危机休戚相关,首先,天灾人祸本来就是其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其次,在其理论框架下塑造了对传统危机认知的释因逻辑和应对的行为模式;再次,在其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了传统危机文化的"自我意识""以德治灾""同类互动"等主要特征。可以说"天人感应"思想是研究中国传统危机文化的重要线索,在中国传统危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气论”是“天人合一论”及其“天人感应论”的承担者——论作为中国人居理论之哲学“范型”的“气”

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哲学。钱学森院士已经从量子力学哲学、宇宙学哲学等层面证明了,基于"天人合一"的"天人感应论"在宏观之外的微观(含人的认识过程)、宇观等领域是成立的。而中国人居理论大量文献显示,从孟子提出"居移气"命题后,作为中国人居理论哲学"范型"("范式")的"气"范畴,本质上就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及其在人居领域具体承担者的"天人感应论"的"化身"。其优点是能在天、地、人形成的开放型复杂巨系统中,理解和解释西方人居科学及其理论难以企达的人与人居环境在微观(含人的认识过程)、宇观等领域的互相感应;其缺点是往往仅被从宏观层面理解和把握,易于造成对"天人感应论"的误用,如形成《葬书》所谓"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的迷信。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汉代建筑与装饰艺术中的“天人观”思想

未曾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对天人关系有着如此深刻持久的关注,以至于"天人观"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本问题。汉构建与装饰在中国传统建筑史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完成了高台建筑向楼阁建筑的过渡,稳定了中国传统建筑木构架的基本形式,在中国传统建筑史中处于重要地位。汉代董仲舒将早期的"天人感应"推向了"天人合一",将起初粗陋的天人观思想进行整合建立了"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天人观思想在当时的汉代建筑与装饰中也逐步更清晰地体现出来。本文通过研究天人观思想在汉代建筑与装饰艺术中的体现,从哲学层面上解释汉代建筑与装饰艺术,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中国环境美学之“天人”交相构成论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以天人一体、天人合一、阴阳合一、道法自然等为学理依据,在审美诉求方面推崇"人"与"天",即人与环境的和谐。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生存智慧就是如何实现齐万物、一"天人"的问题,即解决"天"与"人"之间,也就是"人"与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如何交相构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