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纪、国法、人情: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家教建设——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党员领导干部是我们党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关键少数。为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实现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党纪国法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注重家风家教建设,以廉洁家风家教保障廉洁履职用权。促进党员领导干部注重家风家教建设需理顺党纪、国法、人情三者之间关系,从强化党的纪律教育、国家的法律教育和家庭的伦理教育着手,以党的政治文化、国家的法治文化和先进家庭文化涵养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家教。

法理学视角下国法与人情司法实践分析

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法治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大社交平台也为民众参与法治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实践的程度大大提升。我国法治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人情对于国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从古至今我们都强调国法和人情相融合的重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国法和人情往往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律和民意之间的冲突。虽然民意是司法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是法治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种监督方式,但是有时强烈的民意会蒙蔽法官公正司法的眼睛。在近期的劳荣枝案件中,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在抨击劳荣枝,“女魔头”、“尽快执行死刑”等字眼与标签频繁出现。劳荣枝明确有罪恶,但是司法是严格的,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因此,要厘清法律和人情之间的关系,调适国法和人情之间的冲突。

中国古代天理、国法、人情之我见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法律之林独树一帜,"天理"、"人情"、"国法"之交融是其表征之一。分析其成因,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天理、国法、人情与中国法律的方向

现代社会强调法治．而法治的基础是理性．典型的市场经济法治理论是把每个人假设成“理性功利人”．每个人为着自己的长远功利结合成共同体．经过理性的衡量。

天理 国法 人情

河南内乡县衙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衙，它的二堂屏门上挂一横匾，上写“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遒劲有力，凝重浑朴。这幅横匾指明了中国古代司法的运作原则，也引起了现代法律人的深思。

花开两面:人情在司法难题中的双重面向——基于“天理—国法—人情”的法文化解读

基于"天人合一"的大前提,"天理—国法—人情"这一表达具有精妙的逻辑结构并且长期影响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实践。究其本质,人情不仅是这一结构的核心,同时还是生成和形塑国法与天理的动力源。三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存在着国法受到人情与天理牵制的一面。通过个案分析可以看到,司法者立足国法的同时能够以天理为中介将人情中的合理性因素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纳入法体系本身。因此,在要求裁判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现代司法中,"天理—国法—人情"这一传统的表达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天理、国法、人情的贯通与和谐——中国古代刑法发展的根据及其轨迹

中国古代刑法是围绕着天理、国法、人情三条主线发展的,这三条主线的发展表现为以国法为枢纽的天理与国法的贯通、国法与人情的贯通。

“天理国法人情”与当代司法——以河南内乡县衙为线索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衙,河南内乡县衙二堂之上的“天理、国法、人情”牌匾反映了清代司法运作的准则,承载了具有传统特色的法文化。“天理国法人情”表明施政办案要顺应天理、执行国法、合乎人情。中国传统法律司法文化对当今法治建设能够提供有益借鉴。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体现时代的新要求,在司法观念上注重“天理国法人情”;倡导能动司法,在法院审判中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强化主导责任,在检察监督中彰显“天理国法人情”。

国法·天理·人情

在我们这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保持浓厚封建传统的国度里，国法、天理、人情这三个词是经常系在一起的，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人们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不少领域，做事考究天理人情，人情更是重于法。因此摆在政法工作者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任务是，努力实现人治向法治的过渡，使法治观念牢牢扎根在国民头脑中，正确处理国法、天理、人情的关系，并且消除后二者（天理、人情）隐含的消极因素，逐步实现“依法治国”。

东亚政治理念型的共同模式:天理、国法与人情

在东亚各国近来的政治议程与声明中，“法治”是最常被引述的概念。尽管不同理论家在不同语境中对“法治”意涵的阐释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特征，对其核心意旨的挖掘工作却未曾示弱，

宽严相济视野下国法人情的冲突与解决——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适用

尽管我国现行刑法有一些体现期待可能性的规定,但由于受严格的罪刑法定思想及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约束,期待可能性在我国目前刑法理论中的应有地位一直未得到承认和明确。它在我国目前刑法理论中的缺位导致了刑事立法中出现法律与人情、人性相冲突的现象以及司法实践中对某些特殊案件的不适当处理。这一理论在我国仍有大量的适用余地,但将缺乏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阻却事由规定在刑法中,应规范其适用的范围。

人情内做出天理来

讲人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然而，人情之中有礼法．如果做得不合情理、不合规矩，就会变得“没天理”。孟宗是《二十四孝》中的人物之一。年少时，孟宗跟随南阳李肃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做了厚褥大被、孟母说：“我儿年幼，还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帮助他人。求学者难免有家贫少被的。有了这张大被，就能跟别人一起御寒取暖．相互之问受到好的影响。”

天理之展,人情之厚——《中庸》视角下的自由主义法治观反思

从天理、人情两个角度对《中庸》进行解读,可初步搭建一个资以反思自由主义法治观的理论框架。在笔者看来,《中庸》与法治面对着同一个根本问题:人与人的冲突、相残,而解决路径殊异。法治主义倾向于设防与对峙。而《中庸》则着重于天道自身的舒展、对他人的成全、以正己唤醒他人、乃至于人情的深厚。两者相看,或可使我们对法治的作用与局限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宋明理学法顺人情论

宋明理学以"因天理,顺人情"为其法统核心,以为"国法"源于与承袭"天理","国法"顺应与维护"天理",揭示了宋明理学法的渊源、法的属性问题。宋明理学人情之情具有"情感"、"案情"、"实情"、"习俗"、"民意"、"道德"等诸多内涵。宋明理学将情与理之间划分为情理合一、以理节情、以理灭情三层关系。在社会法律实践中使用"情理"一词,将事实之维、道德之维与法律之维统一在一起。宋明理学强调"人情"与"国法"的一致性,提出了情法两平、屈法用情而又非殉人情的基本原则。在天理、国法、人情的位阶排列上,宋明理学已非传统的"天理—国法—人情"排列,而架构起"天理,人情—国法"的新模式。

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内涵丰富,包涵了案件中的情感、事实与人性三个维度的意义。透过传统司法中人情与国法之间的平衡可以发现,传统司法中的当事人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行为人,而是通过情理展现出的具体情感关系和人伦关系中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司法注重人情的特点恰可以弥补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所造成的对具体个人的遗忘。

天理、国法、人情

“天理”即世间万物都应遵循的自然法则,“国法”即统治者所制定的国家法律,“人情”即普罗大众内心的道德情感。中国人心中的理想法律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判断一个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应兼顾三者。这一观念对于现代中国法治思想仍有深刻影响。

司法机械主义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司法机械主义是历史与现实都存在的一种司法形态。古代司法机械主义往往是法定的和形式性的,当代的司法机械主义脱离了法律有意识和规模化的对司法人员理性和良知的羁绊,但是,法律和司法解释以及上级对下级的司法控制技术也存在对司法理性的一定的羁绊现象并由此引发僵化、机械司法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诸如司法人员只知恪守法条规定而不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变通造成的对于实质正义的偏离。本文从近些年来大众媒体关注和社会舆论热议的个案出发,针对其呈现的司法机械主义现象,尝试从司法特性、司法体制、法律教育、司法官任用考试等制度、司法官的群体性格、司法惯性等方面寻找原因和对策,同时从司法与天理、人情的疏离与融合现象理解最高司法机关试图解决僵化、机械司法的思路与成效,进而提出若干改良司法以避免司法机械主义的建议。

天理国法人情兼顾法律理念的当代传承

尽天理、顺人情是中国古代立法、司法的原则。天理,是中国古代法律最高的价值追求,也是裁断是非善恶的最终依据。而人情则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是法律维护而不是对立或遏制的对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只有体现了天理人情的法才称得上善法。对天理的皈依与对人情的兼顾,使中国古代法律在设立与实施中不仅以惩恶为目的,更以扬善为使命。天理国法人情兼顾法律理念在现实中的传承,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而且有助于形成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宋代士大夫天理、人情与国法一体理论的构建

天理、国法与人情可以说是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中国古代的立法、司法无不与之相关。虽然，以《唐律疏议》为代表，中国古代的法律已“一准乎礼”，天理、国法与人情三者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天理与人情一致，人情与国法相通。但天理、国法与人情三者的内涵与外延毕竟有所不同，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因此，历朝历代中都会出现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冲突，宋代也同样如此。宋代的法官在面临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冲突时，对天理、国法与人情进行整合，在他们的意识中，法律并非是其唯一的选择，而天理与人情才是其司法活动中的根本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