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名义再考

《史记》中"太史公"一语不为官名而是尊称。《史记》中有司马迁用"大史公"尊称其父的,而指代司马迁的"太史公",是后人删改《史记》时为追尊司马迁所加。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史记》“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及其互文性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中有一定量的设问。作为元语言的"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因其语形语义上的特殊性,相对于《史记》中更为常见的对象语言(叙事性话语)更具思辨性。此外,元语言和对象语言整体上互文见义。就结构形式而言,这些设问主要有单一标记型、复合标记型、并用标记型等类型,零标记型极少,复合标记型最为常见,复合标记型包括连续式和离散式两类,后者如"岂……哉"等,更易于互文见义。就语用逻辑而言,"太史公曰"中的设问也可蕴涵一定的断定,总体上有助于凸显思考问题的深度,升华史识。

《史记》“太史公曰”文化渊源考论

"日"字在史传论赞中具有神圣意味,以"日"领起的言论往往预示着是权威话语。殷墟卜辞中"王日"、"王占日"、"王卜日",金文、《尚书》中"王若日"、"周公若日",《左传》"君子日",《论语》"子日"形成一脉相承的言说传统。这一传统中,"日"的各种言说形式都是具有足够话语权的权威话语。《史记》"太史公日"以"日"字作为论赞的提示语,实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承继。受"君子日"启发,《史记》以"太史公"作为论赞主体,是司马迁在史官传统极其微弱的大一统时代条件下,对曾经拥有相当话语权力的史官传统的回归,希冀从传统中汲取话语力量和批判的信心。

浅论古代文言小说对“太史公曰”论赞形式的继承

在《史记》中,司马迁创立了“太史公曰”的论断形式,为后世文言小说创作及编选者所继承。清代蒲松龄在小说集《聊斋志异》很多作品后,都以“异史氏曰”发表自己的观点,将这种篇末自评的论赞方式固定下来,成为以后文言小说集创作的典范。

论两代太史公的发愤著史之心——兼谈《伯夷列传》的破体隐衷

古贤时彦曾以“太史公之心”或“司马迁之心”指称《史记》心灵史书写的主体蕴藉,但若基于语义逻辑,“太史公之心”不惟涵摄“司马迁之心”,亦应涵括“司马谈之心”。发愤著史是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不过,司马谈期待的是一部表彰盛世的当代史,司马迁则希冀一部继述《春秋》的万世之史,此其心相之异。《伯夷列传》事略文简,论说逾半而传述寥寥,其微旨是以史笔担公义,以史著替天道,为人立传,为世立法;其破体隐衷与《太史公自序》等篇互见,均彰显了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心。

《史记》中“太史公曰”史评形式初探

了解司马迁对我国史论发展的贡献 ,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对于丰富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都是有益的。本文就“太史公曰”的主要内容 ,“太史公曰”的艺术手法及“太史公曰”的产生和发展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20世纪《史记》“太史公曰”述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初,《史记》"太史公曰"的研究已经有了20的历史了,它是《史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此问题,学人陆续发表了不少的文章,或宏观把握,或微观探析,综合论述了"太史公曰"的方方面面。但也有不足,如关于"太史公曰"的篇目、体例、文学性等问题,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史记》“太史公曰”的文体辨析——兼与张大可先生商榷

《史记》“太史公曰”的文体分为序论、赞论和论传三种,对它们的界定与归类理应从文体的角度去追溯源流,而不是从“太史公曰”所处篇中位置的前后来予以划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史记》一书中纷纭复杂的“太史公曰”有更为明晰的认识。

近四十年来《史记》论赞研究回顾与展望

学界对《史记》论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史论角度对《史记》论赞进行研究,二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对《史记》论赞进行研究。此外,历代史记评点中的论赞研究以及"太史公曰"与"论赞"概念辨析是近年来《史记》论赞研究的新方向。《史记》论赞研究方兴未艾,未来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以文史互通的眼光和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视角,取得新的成绩。

论《史记》的心灵史书写及其三个面向

《史记》乃乙部之首,不仅是一部早期中国的社会演进史和思想文化史,也是一部华夏心灵史。作为心灵史的《史记》不但涵括了客体层面上的历史个体、社会类群和民族文化的精神面貌,而且蕴藉着主体层面上的传述者心绪,即"太史公之心",二者藉"借宾形主,寓主于宾"等方法而熔铸为《史记》的心灵世界。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哲思,提炼特定群体的心理共相,勾画数千年时空迁延中的民族之魂,其逻辑起点是省察历史个体的浮沉悲喜。就存在论而言,《史记》是一部浩然雄深的心灵史;就结构论而言,《史记》是一部主客融摄的心灵史;就认识论而言,《史记》是一部逻辑判然的心灵史。对《史记》心灵史书写及其面向的阐抉,不仅是经典认知的深化,也是探赜其经典性边界的尝试。

司马迁“为天下笑”史评探微

《史记》开创了“因人叙事”的纪传体撰史法,叙事逻辑清晰,人物点评精准,着重突出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太史公曰”中既有肯定的正面人物评价,也有否定的负面评价,深刻体现出中国史官治学、著史的精髓——“不为尊者讳”。

《史记》“太史公曰”中的道家观

司马迁的主体思想倾向无疑是儒学思想,但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家庭的濡染,给太史公的文字留下或隐或显的道家痕迹,而李陵事件也使其在饱经风霜、惨受苦难之后常常以道家思想自我救赎。《史记》“太史公曰”作为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要载体,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思想导向和精神内涵,其中展现了作者的道家观。

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话史识史德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被任为太史令,故在《史记》中以＂太史公＂自称。他作《史记》时,在每篇传记的最后都加上＂太史公日＂,进行点评,发表自己的议论。这成为古代写史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种传统。如《汉书》为＂赞＂,《后汉书》为＂论＂,《三国志》则直书＂评＂,其他或为＂述＂、或为＂议＂,等等不一,都以这种形式发表史家自己的看法。有的还在历史的叙述中加以点评式的议论,也算是夹叙夹议。这些文字,有的反映了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对人物的褒贬,对历史事件的是非议论;其中也不乏取媚、诽谤或掩饰之笔,

文学最核心问题仍然有关信仰和真理

格非认为文学自古至今始终与信仰有很大的关系。你为什么活着？为何吃那么多苦？文学一直在试图解释并提供意义。文学本身就是信仰。在我看来，文学很大的功能就是和宗教引领、道德教化交叉而行，司马迁写《史记》文末必有“太史公曰”。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文学兴盛于西方宗教的衰落。雅斯贝斯说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世纪前后，在世界领域同时出现了老子、孔子、佛陀、苏格拉底这些伟人，一位英国学者解释，那时出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商业社会，需要有伟人提供新的关于生活的信仰。从中国看，儒教、道教在近代以后衰弱，文学成了很重要的填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