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变革是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其形成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时,文学批评生态被改造,文学批评话语及话语体系有了新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在根本意义上是新时期之初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念变化的基本体现,它实现了批评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彰显出一种时代性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格,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协和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体性等现代性价值诉求。这一变革有力地冲击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并为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包括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批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与现代主体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过程中,文学作品使用"疾病"意象的方式及其包涵的意识形态结构,同时这当中也暗含着以"人"的觉醒为开端的现代主体内涵的嬗变。从精神疾病对理性主体的解构、"都市病"对欲望主体的反思,再到日常生活"疾病事件"对主体沉沦与超越双重困境的揭示,"后新时期文学"疾病话语的不断变化,反映了后新时期主体内涵不断解构与重构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革命信仰与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中心地位日趋消解,非理性、欲望与"沉沦在世"对主体内涵的重建,也在疾病话语的审美反思中不断地呈现其片面性与局限性。主体失去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整合与同一,已然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态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泯灭,它恰恰反证了现代主体的极端自反性与未完成性。

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

"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包括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与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两个方面。本文以"文革文学"话语为参照背景,通过对1976-1978年"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过程、"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状况的综合考察,对"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提出了新的看法。

“新时期”文学中的继承权话语分析

"继承权"是新时期文学中的重要母题。新时期作家在继承权母题之上,建立了一套特殊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特殊语境,"归来者"和"知青"是最热衷的讲述群体,并采用了"苦难神圣"、"道德神圣"、"血缘神圣"等话语策略,从而保证了它在新时期文学体制中的巨大成功。

新时期文学的自然话语与道家文化

道家对"自然"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自然界,一是指自然状态,新时期作家对自然界和自然状态的书写受到了道家文化的影响,或者与之契合。一些作品表现出对自然界的亲近态度,它们把自然从为我之物转变为自在之物,或者将自然之物作为作品角色或主人公来着力描写;另有一些作品表现出对自然状态的崇尚态度,如肯定原始倾向,张扬素朴人性等,以上两个方面共同建构了新时期文学的自然话语。

翻译文学与新时期话语建构——评赵稀方《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

赵稀方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突破了一般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开创又一新的方向。全书借用赛义德"理论旅行"的理论,注重翻译文学在中国新时期话语建构过程中担当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西方文化、文艺思潮在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新时期历史文化场域的具体环境中所遭遇的移植、转移与再创造。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文化选择和内部的文化冲突。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问题——以寻根文学为发生中介物

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在文革潜在写作和反思文学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被社会认同。待到寻根文学阶段,作家们对道家话语的张扬和建构已经自觉化、公开化。韩少功、阿城们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鲜明地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张扬姿态,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等形象与道家的“真人”人格理想具有相同之处,汪曾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桃花源情结”及对“水的感觉”的追求也与道家“质性自然”等思想相同或相通。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寻根文学作为发生的中介物,终于使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完成了“继续不断的建构”,并使之获得了话语的合法性。

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话语

女性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就是文学天地中一块富有生机和意趣的田园,不断出现的新人新作使这个文学领域一直引人注目.与“五四”时期对照,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阵容和实绩已经在文坛上占领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时期之初,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带着对“四人帮”虐政的愤怒控诉步入了文坛.劫难之后的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对“四人帮”的批判和对极左思潮的追究,吸引了当时文坛的全部注意力.宗璞的《三生石》、茹志鹃的《剪辑错了故事》、刘真的《黑旗》、韦君宜的《洗礼》、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小说,都是文坛上的厚重之作.这些女作家的作品紧扣着当时的社会脉搏,抨击极左政治、呼唤人格尊严.人道主义精神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情绪中唤醒了人们许多久遭禁锢的情感,沉沦己久的女性意识也应和着“人的解放”的思想潮流继“五四”新文学之后,再度浮现出历史地表.

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境遇与策略

整体解读新时期文学现象的钥匙在于弄清楚两个前提：一是其整体文化语境是启蒙主义的，二是推动和完成启蒙主义使命的并非以社会政治话语写作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在文化语意和个性人本主义话语中展开的现代主义写作，这种统一是西方数百年文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压缩而致的“历史性焦虑”的结果。然而，现代主义与启蒙主题之间又存在着根本的分裂与矛盾关系，这种奇特的统一与分裂的关系正是新时期所有奇异现象的内在原因。本文除了纵向梳理出这一矛盾的历时线索及其表现以外。还力求对其构成的内部原因、主体选择的依据以及客观效果作出深入的分析与说明。

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话语形态

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话语喧哗的态势,其中以启蒙话语形态、革命话语形态和复古话语形态尤为突出。在多种相互颉颃的话语形态的背后,昭示着一元话语向多元话语流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对21世纪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

新时期伊始,“伤痕文学”作为第一波文学潮流出现在文坛。随即,评论界提出了“带着伤痕的新人”的这一批评话语,即作品不仅要揭露伤痕,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新人,并开始提倡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一诉求是和新时期以来把现代化再度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一想象同构的,或者说它是一种策略,通过这种诉求和策略来达到一种新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认同。论文试图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批评话语在当时整个文学场域中的运作,回答塑造“新人”的欲望为何如此强烈和迫切的原因,并且探讨它在当时的整个文学语境中的“超话语”功能。

出版转型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生态

新时期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和出版政策的变迁,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和民族史诗的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少数民族文学在主流出版体系的建构和国家出版行为的主导下,逐渐获得了主流话语的认同,不断走向中心和经典化,实现了个体、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一致性。

新时期文学的国民性思索

改造国民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树立的改造国民性传统而言,新时期文学对国民性的思索经历了一个回归、突破、疏离的历程。

躯体:新的诗歌话语建构——新时期女性主义诗歌的性别突围

为谋求摆脱男权话语的遮蔽,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新时期女性主义诗歌以对自我躯体的自觉与借助作为话语建构的支点,凝结为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这种私设话语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同时又规避了人文精神的丰富性。

突围·沦陷·构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创作流变

新时期女性文学从建立自觉的女性意识开始，努力探索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但在冲出男性话语的重围之后，又陷入以男性原型心理为内驱动力的误区之中。经过不断地探索，终于在90年代中期，构建了新女性话语体系，整合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的追求。

再谈“先锋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时代价值

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其文学话语大大突破了传统文学语言的叙述和描写功能,并创造了新的情感表现和隐喻象征功能,给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以冲击;但对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作用一直有积极肯定和极力否定的两种观点。我们只有从两种观点的价值判断体系产生的背景入手,辩证地剖析文学话语本身的相对性和歧义性,才能甄别这两种观点的"真理性"和它的"荒谬性",给其以正确的评价。

《文艺报》与新时期现实主义的话语建构(1979—2000)

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文艺报》曾引领探索文学的潮流,是纵览文艺新潮、理论争锋的主要阵地,对作家和批评家观念的调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新时期以来,《文艺报》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呈现出几个高峰,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观念的反思,可以窥见“现实主义”在不同话语秩序下呈现的“启蒙意识”“现代意识”“现场主义”等多种“理想型”,这些“理想型”成了镶嵌在精神史坐标上的特殊编码方式。把握“现实主义”观念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流变规律,返回到历史的“话语场”中,还原和构建新时期“现实主义”话语建构的一些理论轨迹,有助于对“现实主义”问题的再认识和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