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主义”与叙利亚危机

叙利亚危机是"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一场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是集内战和反恐于一体、大国干涉和地区力量介入相交织的冲突,也是在美国中东战略收缩背景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因而成为观察美国中东战略和外交调整的重要视角。在"奥巴马主义"的指导下,美国坚持采用"以压促谈"的方式参与叙利亚危机进程,避免因军事卷入而重蹈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覆辙,并注重发挥多边作用,试图通过力量制衡和利益置换来实现稳定叙利亚局势的目的,进而服务于美国的中东核心利益及中东政策。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新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可能使"奥巴马主义"未来在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乃至整个中东政策中得到延续。

“奥巴马主义”初探

在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的第一届任期内,面对金融危机和国际格局的变动,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号,以"巧实力"为手段,在对外政策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盟友关系,重塑大国关系,改善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重视和新兴国家的关系。通过这些举措,力图重振美国国威,重塑美国形象,维系美国衰落的世界霸权。奥巴马主义已初露端倪,这对美国全球战略以及21世纪的国际关系必将带来重要影响。

“奥巴马主义”及其在国内外的制约

初步成型的"奥巴马主义"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审查,而且是对应如何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审查。有人把"奥巴马主义"定义为"进取性的多边主义、地域政治平等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都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奥巴马主义"遭到了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者的激烈抨击,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背离"美国例外论"传统,放弃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在外交上迄今尚未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面对国内外的阻力,"奥巴马主义"的原则在实施中已经明显被打了折扣。

美国全球战略调适及其对华政策——基于奥巴马主义与尼克松主义的比较分析

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呈现局部收缩与全球再平衡的特点。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或者说是战略克制的背景下,奥巴马与尼克松都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力图使军事利益重心与经济利益重心重合。与尼克松对华缓和关系不同的是,奥巴马注重对华"软遏制",重视利用"国际规则"施压以维护美国的制度霸权、制约中国的崛起环境以谋求本国的经济利益。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势必会发生新的调整,从而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对此,中国要统筹好两个大局、加强与美国新政府的战略沟通,引导中美大国关系稳定运行。

决策核心圈与奥巴马外交

总统核心圈在美国外交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国会助理、竞选班底以及部分前民主党政府官员构成的奥巴马核心圈虽然"去希拉里化"、资历与经验有限,兼具封闭性与冲突性,但也代表着新代际的新理念。核心圈成员的平衡战略与价值观倾向等理念深刻地塑造着"奥巴马主义"外交。由于对中国事务了解有限、平衡战略约束以及意识形态偏见,核心圈决策也导致了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特别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的反复与倒退。

奥巴马时代美国与沙特关系缘何渐行渐远?

美国的奥巴马时代行将结束。奥巴马任内在中东实施的战略收缩政策不仅引发中东地区秩序裂变与重组,而且与传统战略盟友沙特的关系渐行渐远,呈现阶段性沉降特征。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在中东变局、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危机、新能源革命和"九·一一法案"等一系列涉及地缘政治问题的做法,引发沙特的微词与不满;沙特谋求地区大国地位与主导权同调整地区政策的美国产生利益错位,进而形成沙特战略地位下降和孤立状态凸显;美国与沙特双边互动中的经济问题、军事合作、文化价值观等长期结构性因素,也对美沙关系走低产生影响。基于沙特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关系,后奥巴马时代美沙战略盟友关系虽然不至出现颠覆性逆转,但重温过去70年牢固而稳定的漫长蜜月的预期将大打折扣。